单霁翔局长就《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答记者问

来源：中国文物报

《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日前正式印发。这是未来五年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各地区各部门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重要依据。近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规划》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文物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规划》的发布施行，是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科学发展的一件大事。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规划》的制定情况。

　　单霁翔：事业发展，规划先行。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2008年，我们启动了规划预研究；2009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和2010年全国文物局长座谈会均对《规划》编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010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专题审议了《规划》（建议稿）。《规划》的形成过程，是周密组织、深入调研的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是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过程。我们委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编制《规划》，开展了规划前期研究，并向相关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增强规划编制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规划》编制工作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参与和支持，充分吸纳了中央国家相关部委、各级文物部门、文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意见和建议。我们先后召开8次局务会和局长办公会、8次征求意见会、16次工作协调会，专题研究和部署《规划》编制工作。中宣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文化部等18个中央部委及有关科研机构为《规划》建言献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为《规划》反馈意见和建议，局机关各部门、局系统9个直属单位、全国27家文博单位、文物系统8个社团组织、文物系统内外相关专家计300余人次，先后参与《规划》的专题座谈和研讨。《规划》编制工作参与人员之多、征求意见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编制过程中，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和我局各专项规划的衔接，力求使规划更具科学性、指导性和前瞻性。可以说，《规划》是全国文物系统和社会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答记者问（上接1版）

　　记者：“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五年。您怎样评价过去五年的工作？

　　单霁翔：“十一五”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党的十七大将包括文化遗产事业在内的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明确要求“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第五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发表《保护发展文化遗产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重要文章，其鲜明主题是加快推进文化遗产强国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实现新的跨越。这是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就文化遗产工作作出的最完整最系统的论述。《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新时期文化遗产事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设立了“文化遗产日”，这些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承、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五年。我们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初步掌握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律，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道路。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和范围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进一步惠及民众，文化遗产保护初步实现了由政府行为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转变。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初步结果表明，截至2010年，我国登录不可移动文物80余万处，比2005年增长100%；文物藏品2864.22万件（套），比2005年增长24%；文物机构5959个，比2005年增长48%；博物馆3020个，比2005年增长30%；文物系统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比2005年增长23%。2010年全国博物馆、纪念馆观众人数达5.21亿人次，比2005年增长194%。中央和地方政府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大幅增加。文化遗产事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互为依托，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内容和积极力量，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建、全民共享的事业。我们基本实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完成了《国家文物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制定的主要任务。这些也为“十二五”时期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记者：与以往规划相比，您认为“十二五”规划有哪些新特点？

　　单霁翔：《规划》是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的，既具有继承性，也具有时代性。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规划》都有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规划》以文物博物馆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积极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有机结合。第二，在发展目标上，《规划》强调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努力实现《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特别是首次设定了约束性和预期性发展指标，突出指标的量化，体现了统筹全局、质量并重、量力而行、科学发展的理念。第三，在主要任务上，《规划》明确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实现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有机结合，推动博物馆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促进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文化遗产事业跨越发展的着力点。第四，在重大工程设置上，《规划》涵盖了文物博物馆工作的方方面面，优先加强基础工作，优先面向基层薄弱环节，优先支持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作用。第五，《规划》把文化遗产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行业和发挥人才第一资源作用的一些重大任务和政策措施，以建立健全文化遗产行业的资质资格制度为抓手，提高文化遗产行业整体水平。第六，《规划》强调了文化遗产事业是一项民生工程、国家工程，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文化根基；强调要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的民众。第七，《规划》既是一个发展的规划，也是一个改革的规划，强调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第八，在《规划》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如专栏的使用，数字指标的运用，主要任务的合理分类等。

　　记者：请问“十二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单霁翔：“十二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文物博物馆事业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为支撑，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为基础，加快构建法制完备、体制健全、机制合理、规范有序的文物保护体系和文物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文物保护质量，全力加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努力实现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群众生活改善好，充分发挥文物博物馆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实现我国由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强国的转变奠定坚实基础，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软实力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保护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阶段性发展目标，《规划》是如何贯彻这一发展目标的？
　　
　　单霁翔：国务院《通知》中提出的这一阶段性发展目标，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为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规划》强调构建科学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强调全面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强调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全社会自觉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强调统筹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具体说来，文化遗产事业要基本建立以下十个体系：中国特色、世界接轨的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科学完备、保障有力的文化遗产法律体系，责权明晰、效能统一的文化遗产管理体系，联动响应、监管到位的文化遗产安全体系，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体系，政府主导、惠及全民的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构优化、素质过硬的文化遗产人才队伍体系，重点突破、支撑发展的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体系，多方协力、共建共享的文化遗产社会参与体系，传输便捷、覆盖广泛的文化遗产传播体系。

　　记者：《规划》设置了一系列可量化的发展指标，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指标的有关内容。

　　单霁翔：为使《规划》发展目标可量化、可操作、可核查、可评估，我们创新设置了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一系列发展指标，这是《规划》的一大亮点。发展指标包括两类：一是约束性发展指标，就是在规划期内必须实现和完成的指标；二是预期性发展指标，就是规划期内具有指导性、期望完成的指标。

　　在约束性发展指标方面，我们提出了5个“100%”指标，即100%启动世界文化遗产和150处重要大遗址的保护规划编制；100%排除第一至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大文物险情；100%地市级以上中心城市拥有1个功能齐全博物馆，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都能得到全面保护、展示和研究；100%国有博物馆一级文物建账建档；100%文物博物馆一级风险单位中文物收藏单位的防火、防盗设施达标。这5个“100%”指标，是强制性的“硬任务”，今后5年内一定要完成。这5个“100%”指标，全部是文化遗产基础工作的发展指标，体现了基础优先战略，也反映了文化遗产基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推进约束性发展指标的实现，有利于提升文化遗产工作质量。

　　同时，我们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文物安全监管、博物馆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带有指导性的预期性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达到50%，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甲级资质、施工一级资质和监理甲级资质单位总数达到300家；省级、地市级和县区级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建成率分别达到70%、30%和15%，建成20个国家文物安全综合管理实验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3500个，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2500个，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达到800个，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管理专业化的民办博物馆建设率达到10%，全国博物馆年均举办陈列展览达到1万个以上，年接待观众达到5亿人次以上；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总数达到20家，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总数达到200人；世界文化遗产、150处重要大遗址、国家一级博物馆的文物安全监测平台建设率达到100%，每三年完成一轮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工作；建成35-40个国家级文物标本库房、5个国家级出水文物库房；实施50项大遗址保护重点工程，建成30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30-50个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建设30个遗址博物馆；文物保护行业重点科研基地总数达到27个，组建10-15个文物保护技术创新联盟和5-10个文物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制定50-70项文物保护行业标准；可移动文物保护设计和修复资质单位总数达到150家，开展100个全国珍贵文物保存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完成100个全国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架构体系建设；文物博物馆在职干部培训总数达到15000人次。

　　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十二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单霁翔：我们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针对文化遗产事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开展了深入研究，力求在文化遗产事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并提出了今后五年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任务。一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夯实文化遗产各项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文化遗产工作质量。二要实现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有机结合，把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作为文化遗产事业加速发展的根本，着力实施一批重大文化遗产保护维修工程，加强考古、大遗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有效地保护一大批重要文物。三要推动博物馆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优化博物馆体系，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加强博物馆藏品保护和科学研究，创新博物馆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四要促进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社会文物管理，建设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遗产相关文化产业，加强文化遗产宣传。

　　记者：《规划》突出强调了加强文物保护能力建设，这有什么针对性？

　　单霁翔：当前，文化遗产事业既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也进入了保护压力不断累积、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的“矛盾凸显期”。由于长期的历史欠账问题，随着文化遗产资源价值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不断扩大，保护领域不断拓展，保护任务越来越繁重，“老问题”和“新任务”相互交织，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保护机构、人员队伍及其能力建设尚无法完全满足文化遗产事业跨越发展的迫切需要。因此，“十二五”时期，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化遗产事业加速发展的核心任务。统筹兼顾文化遗产事业的规模发展和内涵发展，更加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转变，更加注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更加注重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和利用途径的创新，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工作的制度建设，有效提升文化遗产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要以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强文化遗产部门和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宏观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科技保护能力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建设。推动文物行政部门由办文化遗产事业向管文化遗产事业、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部门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突出文化遗产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的先导作用，增进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和技术标准的规范作用，强化文化遗产科技的支撑作用，提升文物行政执法和安全监管的保障作用，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记者：《规划》提出了预防性保护理念，请问如何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有机结合？

　　单霁翔：“抢救第一”是我国文物工作方针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做好文化遗产工作的前提，强调把抢救性保护放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位置，表明了文化遗产保护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就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严峻形势的高度重视，动员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同时，这也要求文物部门合理规划，统一部署，抓住重点，急事先办，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持续增加，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有能力在继续强调抢救性保护的同时，逐步加强预防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是更主动、更积极的保护，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是永续传承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加强文化遗产病害和灾害监测评估、日常巡查养护、岁查岁修、安全监测等基础性工作，监测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改善文化遗产的保存环境。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动性、前瞻性，最大限度避免文化遗产重大灾害、重大险情、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把预防性保护融入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过程。
　　
　　记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逐步纳入文化遗产工作重点，请问“十二五”时期，如何加强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单霁翔：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海岸线以及众多内陆水域，有着数千年悠久而辉煌的航海史，水下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连续多次在东海、南海等沿海海域开展水下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良好的社会效益。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队伍建设、人员素质、技术设备和工作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青岛基地、武汉基地的相继成立，不仅标志着国家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视程度日益增强，而且标志着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参与协作。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正在逐步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初步建立制度健全、基础扎实、队伍精干、技术领先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形成国家主导、以沿海海域为主、兼顾内陆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格局。我们要推动水下文物考古与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的有机结合，促进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朝着规模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要实施一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工程，建造水下文物考古专用船舶和配套设备设施，建设国家水下文物标本库、出水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和水下文物基础信息数据库。要研究一批出水文物信息提取留存技术、预防性保护技术与出水文物现场保护移动实验装备，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等重点课题研究。

　　记者：2008年以来，博物馆免费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十二五”时期，国家在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单霁翔：博物馆免费开放，是“十一五”时期文化遗产惠民政策的大手笔，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一个亮点，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突破。关注文化民生，增强文化自觉，承担文化责任，博物馆免费开放就是执政为民理念的极佳注脚。

　　截至2010年，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1893个，除古建筑、遗址类博物馆外，实现了2008年四部局《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文物文化系统归口管理的博物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的目标。目前，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呈现出安全、平稳、有序的良好态势，观众数量大幅增加，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在博物馆殿堂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免费开放加快了博物馆融入社会的步伐，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关注度得到空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社会效益得到进一步增强。“十二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继续把博物馆免费开放这件大事办好办实。完善博物馆免费开放机制，将国有行业类博物馆以及符合条件的民办博物馆纳入国家政策支持的免费开放范围。建立博物馆免费开放经费保障机制，监管博物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开展博物馆免费开放绩效的评估和考核。健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部门协作机制、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创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增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互动性和可参与性，拓展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传播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提升博物馆的发展质量。支持博物馆以各种形式参与学校、农村、社区、企业、军营文化建设，使博物馆工作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记者：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荟萃之地，是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十二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建设？

　　单霁翔：博物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要以免费开放为契机，不断提高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服务水平，推动博物馆发展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从馆舍天地向大千世界的转变。优化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以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和重点行业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构建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博物馆资源共享平台。建成一批体现国家或地方文明形象的博物馆，加强博物馆基础设施、安全防范设施、保管装备、保存环境控制设施、陈列展示设施建设。积极发展科技、艺术、自然、民族、民俗、工业遗产等类型的专题性博物馆，大力推进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建设。实施民办博物馆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引导、规范和扶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加强博物馆藏品保护和科学研究。鼓励民间文物收藏者将珍贵文物捐赠或委托博物馆保管，提高民间收藏文物的保护展示水平。加强地市级博物馆库房和区域文物中心库房建设，建立文物中心库房集中保管重要藏品制度。实施全国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藏品定级达标建设活动，推进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达标建设，研究推广应用博物馆藏品保存保护技术，修复保护博物馆重要藏品。创新博物馆管理机制。健全博物馆馆际交流、陈列展览项目交流合作、藏品开放工作制度，建立以国家一级博物馆为核心的博物馆专业协作网络，推进对中小型博物馆的连锁、代管和对民办博物馆的帮扶，激发基层博物馆的活力。推进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建立博物馆陈列展览和社会服务质量评价制度。完善博物馆登记、年检制度，分类管理国有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健全博物馆评估定级和运行评估制度，建立政府、行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博物馆监督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博物馆专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记者：文物外事工作是“十一五”时期的工作亮点之一。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十二五”时期文物外事工作的设想。

　　单霁翔：文物外事工作在配合国家外交大局、维护国家主权、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推动文物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外事工作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文物外事工作呈现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十二五”时期，文物外事工作要继续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创新中华文明“走出去”和“引进来”模式。积极落实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框架下，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政府间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双边协定，形成文物保护国际协作机制。积极参与在国（境）外举办的国家文化年、文化节活动。扩大出入境文物展览交流与合作。做好对外文物保护援助项目，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文物保护交流合作。加强与文物保护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国际行动和文物保护国际公约制定与实施，举办高质量的国际文物博物馆学术会议。加强博物馆国际文化交流，实施中华文明展示工程。加强国际协作，积极做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推进国际间文物保护科技合作，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中外文物保护人才合作培训工作。深化与港澳台地区的文物博物馆交流合作。要统筹兼顾，依法行政，促进文物外事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拓展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这对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有什么指导意义？

　　单霁翔：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实现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实需要，也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当前，文化要素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文化遗产资源优势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我们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合理利用好文化遗产，充分释放文化遗产资源潜能，充分挖掘文化遗产资源价值，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要把文化遗产保护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合理利用好文化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最积极、最有效、最有利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和传承方式。要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结合起来，既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又充分展示城乡蕴藏的独特历史文化内涵。要把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环境结合起来，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环境的保护。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两个效益”有机统一，绝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损害社会利益，确保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

　　记者：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是《规划》实施的重要支撑。请问《规划》设置了哪些重大项目？

　　单霁翔：重大项目是落实《规划》目标任务的重要载体，是带动文化遗产事业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规划》在认真分析“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工作的基础上，兼顾需求与可能、当前与长远，设计布局了一批关系全局、意义深远、带动作用强的重点项目、常规项目，目的就是要以重大项目促保护，以重大项目促利用，以重大项目促发展。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实施近现代重要史迹保护工程，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实施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工程，使这些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丰富多彩的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程，建成一批在大遗址保护、展示、管理和利用方面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努力改变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在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启动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工程，廓清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实施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开展馆藏珍贵文物和出土文物的健康评测、文物本体修复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工作；实施基层博物馆建设工程，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地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和文物大县博物馆，提升地市级博物馆和文物大县博物馆陈列展示质量。在文物保护能力建设方面，组织实施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文物保护风险预控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发、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和文物保护修复专用装备研发为重点的重大科技专项，以及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提升工程和文物保护基础研究推进工程，提高文化遗产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施文化遗产平安工程，推进文化遗产地安防、消防设施达标建设；实施文物保护装备保障工程，提高文化遗产保护装备水平；实施县级文物管理所建设工程，改善基层文物管理所状况。

　　记者：当前，文物安全问题颇受全社会的关注。“十二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监管工作？

　　单霁翔：历次文物安全事故的教训已经表明，麻痹大意和疏忽松懈是文物安全的最大隐患。加强文物安全的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建设，关键在于心防。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各文博单位必须时刻将文物安全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文博单位主要领导是文物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增强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文物安全工作时时抓紧、事事抓牢，预防和杜绝各类文物安全事故的发生。要从人员机构、政策法规、体制机制、规划措施、技术设备和宣传教育等各个方面增加行政资源，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各尽其责、文物部门有效监管、文物单位全面负责、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长效机制，确保文物安全。完善文物安全与执法督察公示公告制度、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实施精细化安全管理，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督察到位。定期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督察和全国文物系统安全大检查，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与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掘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珍贵文物，倒卖国家禁止经营文物等“三类大案”，坚决遏制文物犯罪频发势头。加强文物安全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建设，推进文物安全监管和行政执法督察机构和队伍建设。

　　记者：《规划》发布实施后，国家文物局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

　　单霁翔：提升规划执行力是实现《规划》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保证。要把提高规划执行力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相结合，形成一个“学规划、讲规划、用规划”的浓厚氛围，努力使《规划》成为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有效动力，成为指导编制专项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核准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安排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制定相关文物政策等的依据。要建立《规划》的分级分层落实责任机制，坚持以目标管理为中心，分解细化规划的目标任务，明确进度安排，落实目标责任，做到工作任务有执行主体，经费投入有保障渠道，任务完成有绩效考核。探索建立常态化的规划实施绩效评估考核制度，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评估督察，通报规划实施情况。加强文物行业间、文物系统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搭建规划实施的信息交流平台，推动建立规划实施的反馈制度和规划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加强规划执行资源共享，形成规划执行合力。加强规划宣传，让各级政府、文物部门和全社会了解规划、关注规划、关心规划和支持规划，共同推进规划的实施。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做好2011年的各项工作，尤为重要。希望各级文物部门及文博机构认真对照《规划》目标任务，早对接、早部署、早行动，求真务实，乘势而上，全力打好“十二五”开局这一仗，努力开创文化遗产工作新局面，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