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孔子的音乐活动和音乐思想
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是以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实,他还有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才能,比如,他还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音乐家。他不仅有深厚的音乐素养,而且所提出的一系列音乐教育理论,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本文拟对孔子的音乐实践活动及音乐教化思想作一论述,以期对孔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音乐实践活动
孔子自幼喜好音乐,十分注重对音乐知识的学习。《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他向师襄子学鼓琴的事迹: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可见,孔子在学琴方面下过一番苦工夫,由琴声而知曲意,由曲意而知作曲之人,最后指出这是周文王所作的《文王操》,令师襄子佩服不已。文中还记载了孔子适周问乐于苌弘的故事,苌弘称赞他“谦让、治闻、强记,博物不穷,亦圣人之兴者乎?”他还经常向各国的乐师请教,听其演奏。在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在鲁,与鲁国的太师谈论音乐的演奏过程,“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的勤学善问,使他具备了较高的音乐素养。他娴于古乐,能演奏琴、瑟、笙、磬等各种乐器,经常通过演奏乐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不仅如此,孔子还十分喜爱唱歌,听人唱歌要是认为唱得好,就一定让他再唱一遍,然后和着他一起唱。他经常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离开鲁国周游列国之前,他曾即兴编唱过对“女乐”表示不满的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他被困在陈、蔡之间,在断粮的情形下,依然“讲诵弦歌不衰”,以表达自己为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情操;在去世前的七天,他还拖着手杖,在门口唱了首哀悼自己的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希望生活中永远飘荡着歌声,他十分赞成弟子曾点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晚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季的衣服,几个人在沂水岸边洗涤头脸手脚,在祭天求雨的地方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家。孔子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充满歌声的其乐融融的景象。
孔子在音乐典籍的整理和乐曲的创作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晚年回到鲁国,鉴于周室礼乐废,《诗》、《书》缺的状况,进行了整理乐曲的活动。他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并在整理《诗经》后,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对古乐的娴熟于此可见。他还曾创作琴曲《槃操》,以伤悼被赵简子杀害的两位贤大夫。现存琴曲《龟山操》、《获麟操》、《猗兰操》等,后人相传均为孔子的作品。
孔子不仅自己研习音乐,而且把音乐作为向弟子传授的“六艺”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许多弟子都能歌唱和演奏乐器,如曾皙“鼓瑟”,子夏、闵子骞“弦琴”,以刚勇著称的子路也会“弹琴而歌”、鼓瑟,子游受乐教的教诲,在治理武城时,实行以礼乐化民,把音乐普及到民间,到处有“弦歌之声”。
二、音乐教化思想
孔子嗜好音乐,但他学习和传授音乐的目的绝不仅是满足人的耳目口腹之欲。在他看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皆是教化人心的工具,其中以《乐》教为甚,“广博易良,《乐》教也”、“《乐》之失,奢”、“广博易良而不奢,深于《乐》者也”。学习音乐更重要的是为教化人心、改造社会而服务。正如《论语·阳货》所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音乐不仅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发出的金石之声,更是蕴涵于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效果。从更长远处说,用音乐教育人可以改变社会的风气,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孔子把音乐作为人修身的重要途径之一,重视音乐对人性情的培养,将音乐看作塑造完美人格的终极阶段。在论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时,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礼者所以立身也”、“乐者所以成性”。意思是修身应该从学诗开始,礼可以立身,乐则可以成就中正平和之性。《论语·宪问》记,“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一个完美的人,不仅要具备知、不欲、勇等各种品质,还需要以礼乐来文饰。
在儒家的思想中,礼与乐是不可分割的。礼是一种规范体系,是从外表来规范人的行为举止,而乐则是礼之内在精神的体现,是从内心来扶正人的性情,使得修身的功夫由外入内,进入更高的境界。“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因‘乐’而由一种庄严的外在规定转化为人之内心欲求,人因此而从内心产生出自我节制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性陶冶的过程”。因此,乐比礼对人的影响更加深入。对于“成于乐”,朱熹《论语集注》曰:“乐……可以善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故学者之经,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所以,乐是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更是把礼乐作为人自我修养、培养情操的重要手段和化民成俗的要政。
正因为音乐如此重要,所以孔子十分注重音乐教化人心的作用。但他对当时的音乐并不是一概接受,而是推崇三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乐,提倡人要听雅乐、古乐。孔子认为高雅严肃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心,使人们免于放荡邪僻的意念的影响。作为儒家音乐理论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尽善尽美”、“温柔居中”等评判标准。《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时的名曲,《武》是周武时的乐曲,两乐都是我国古代享有盛名的曲子,孔子聆听之后,称赞《韶》的乐曲非但尽美,并且尽善;评价《武》的乐曲虽然美,可是还不够尽善。孔子为什么做出这种评价呢?这固然因为《韶》的音乐确实高古感人,更重要的是,舜是孔子心目中的古代理想贤君,可以因《韶》而引起对于舜的向往,《武》乐则表现的是武王伐纣的战争场面,故而相比之下,孔子更为推崇《韶》乐。
对于当时社会上新兴起的“郑声”,孔子十分反感。《论语·阳货》记,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主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是在郑国流行的一种音乐,其特点是轻飘淫靡,其声调与宽缓舒徐的雅乐似是而非,特别具有诱惑力,恰恰迎合了一部分统治者追求奢侈享乐的需要,不利于教化人心,难以使人养成高尚的情操。故而招致孔子的反对。
孔子还提倡音乐要“温柔居中”、“奏中声以为节”。《孔子家语·辩乐》记载,子路鼓琴,孔子听了十分不满,他认为,“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小人之音“亢丽微末,以像杀伐之气”。从琴声中,孔子意识到子路“无意于先王之制,而习亡国之声”,故对其进行教导。孔子提倡的“中声”,即和谐适中的音乐。和谐适中的音乐,就是用音乐表达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时要有所节制,符合礼的标准。《孔子家语·六本》中记,子夏和闵子在服完三年之丧后,来见孔子,孔子给其琴让其弹奏。子夏“侃侃而乐,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闵子则“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孔子称他们都是君子,这是因为闵子和子夏弹琴时都能调节自己的情感以符合礼的要求。他称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是因为它中正平和,符合乐教所须达到的“中和之美”。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是一个爱好音乐并具有多方面音乐才能的人,他的“乐教”主张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了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大门,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孔子所处的时代距离我们虽然已有两千多年,但他学习音乐时勤奋刻苦、精益求精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其用音乐修养身心、移风易俗、教化国人的思想,至今仍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
《论语·八佾》,中华书局2006年。
《论语·宪问》,中华书局2006年。
《论语·阳货》,中华书局2006年。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06年。
《礼记·檀弓上》,中华书局2006年。
《论语·先进》,中华书局2006年。
《论语·子罕》,中华书局2006年。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2006年。
事见《论语·先进》、《孔子家语·困誓》、《孔子家语·六本》、《论语·阳货》。
《孔子家语·问玉》。
《礼记·乐记》。
《论语·泰伯》,中华书局2006年。
《礼记·乐记》。
赵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论语·子路》,中华书局2006年。
《孔子家语·辩乐》。
《论语·八佾》,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