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北朝时期的童蒙教育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文章来源：　点击数：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古人非常重视儿童的启蒙教育，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礼记》上也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可见启蒙教育的重要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事颓衰，皇权减弱，门阀世族力量更加膨胀，家族门第观念亦因而强化，家族力量对个人的禁锢非但没有减弱，似乎还有所增强。因此，世家大族多以门第相标榜。他们与影响一时的豪强地主不同，豪强地主会因种种因素（如朝代更换、国家政权的打击）而倏忽消失，但门阀地主虽经王朝更迭，异族入侵，也不能动摇其根基。其主要原因，除了门阀地主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外，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以文化传家而形成一定的家学，不仅是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标志，也是其清高自标的资本之一。田余庆先生曾说：“士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条件之一。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即使：“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标准，……或以具备高官及才学二条件者为其理想之第一等门第。” 可见，世代相传的家学，是世家大族兴起与维系其地位的重要条件。为了能保持官宦的显达，门第的显赫，做到流芳百世，门阀士族非常重视家族内部学术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对孩子的童蒙教育非常重视。

北朝童蒙教育的发达，主要表现在教材范围广、教育内容多元化。这一时期，儿童的启蒙教材主要有四种：

第一，传统的蒙养教材。古人常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十五六岁之前，是“小学”阶段，所学的教材亦即小学类的字书（参看《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小学家”）。训诂之属有《尔雅》、《方言》、《释名》、《广雅》；字书之属有《说文解字》。除此之外，李斯的《仓颉》、司马相如的《凡将》、李长的《元尚》、史游的《急就篇》、王义的《小学篇》1卷、杨方的《少学》9卷、东哲的《发蒙记》1卷、顾恺之的《启蒙记》3卷、崔浩的《急就章》2卷、豆卢氏的《急就章》3卷等，都是重要的童蒙教材。其中，汉代史游编写的《急就篇》，依然是这一时期主要的蒙养教材，如李铉“九岁入小学，书《急就篇》，月余便通。”刘兰刚入小学时，书《急就章》，家人觉其聪敏；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崔浩因善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可见其流行之广。

第二，儒家的经典书籍。自两汉以来，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儒学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西汉初年以来，因统治者实行地方察举和公府征辟的选官制度，社会上便出现了以儒学为业的士人，并且多为子承父业，出现了“累世经学”的经学世家。魏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的形成，一些家族为了在动荡的年代保持繁荣不衰，长期享有稳定的政治权利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仍以经学传家，经学世袭化成为士族文化的特质。因此，儒家的经典书籍也就成为家族教育的主要内容。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说：“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此事甚明。”《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是后人学习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依据。在汉代，“五经”既已被认为是孔子编定的，是用来垂训后世的，因此，学习《论语》以领会孔子的仁之品格及其思想学说，就成为研习五经的前提。东汉赵歧在《孟子题辞》中指出：“《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孝”是儒家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因此，《孝经》和《论语》也就成为首选的小学科目。汉代以后，基本沿袭这一学习过程。颜之推曰：“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只是所学的经典也逐步由“五经”而“九经”，乃至以后扩增到“十三经”。孙惠蔚“年十三，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杨愔“六岁学史书，十一受《诗》、《易》，好《左氏春秋》。”斛斯徵“幼聪颖，五岁诵《孝经》、《周易》，识者异之。”郎茂“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全，受《诗》、《易》、《三礼》。”薛道衡十岁就能讲《左传》；裴安祖年八九岁就能讲《诗》等等，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在童蒙教育中所使用的基本教材，仍为儒家的一些经典书籍。

第三，诸子之书、诗赋、《史记》及其他。北朝时，启蒙教材非常的广泛，先秦诸子之书，汉代的诗赋等，都是进行童蒙教育的基本内容。颜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预门徒。”梁简文帝之子萧大圜“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之性。”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郎茂七岁能诵《骚》、《雅》，李密好兵书，诵皆在口。可见，教材的内容涉及范围之广。

第四，诫书。家诫作为家族的一套规范，在魏晋南北朝非常流行。作为家族的成员，每个人从小就要熟悉自家的家法。因此，诫书也成为儿童启蒙阶段所要熟悉的一项重要内容。王褒《幼诫》、颜之推《颜氏家训》等，都是具有童蒙教育性质的书籍。

家族对童子启蒙教育的重视，除了希望他们能够懂得基本的生活常识之外，亦期望此后踏入仕途，以提高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才是根本的目的。因此，家族对童子教育亦有一定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掌握一定的文字工具，也就是识字习字。古代较早的启蒙教材是字书，《汉书·艺文志》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云：“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行式为吏。”可见，书法在童蒙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史籀篇》就是较早的字书之一。北朝时期，儿童的识字也是与练字结合在一起的。

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载，魏晋南北朝流行的字书远比两汉丰富。不过，此时的字书出现了众多的书法版本。北魏时，陈留人江式有感于当时的文字混乱，俗谬流行，迫切需要正字法的工作，上表请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史籀篇》、《尔雅》、《三仓》……《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撰成《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北齐时，李铉著《字辨》。黄门侍郎颜之推也积极纠正混乱的书法字体。清代的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称：“北朝笔法劲直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为汉隶，惟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所纠正。”

二、掌握一定的生活常识和历史知识。汉代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全书四卷，分三个部分，涉及内容非常之广，有姓字、衣著、农艺、饮食、器用、飞禽、走兽、医药等方面的应用字。全文叶韵，无复字，有七言、三言、四言。如在介绍宋延年时曰：“微子，纣之庶兄。周武王克商，封之于宋。其后，或以国为姓，遂有宋氏。延年之义，取于寿考，无疆也。汉有李延年、杜延年、田延年。”卷3说器物，比如在解释铜、钟、鼎、鋞、鋗、鉇时说，“铜钟，以铜为钟。钟，酒器也。鼎，三足两耳，爨器也。鋞，温器，圆而直上也。鋞字或作钘，钘似钟而长颈也。鋗，亦温器也。鉇，系而提之。”卷4说动物，比如解释凤曰：凤，神鸟也。其状麟前而鹿后，蛇颈鱼尾，龙文兔背，燕颔鸡喙，立鸳思，五采备举，一名鶠。其雌曰皇。”儿童在学习掌握这些生活常识的同时，又了解了一定的历史知识。难怪唐代的严师古在注叙上说，《急就篇》“包括品类，错综古今。”可见，它是古代儿童读物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三、灌输一定的伦理道德知识。儒家讲究忠、孝、仁、义，“忠”，就是忠于国家与帝王；“孝”，就是孝敬父母。自汉武帝开始，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它不仅维护了汉代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更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特别是东汉以来，统治者均标榜以“孝”治天下，强调孝亲可成为士人入仕奉君的目的和条件。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孝已不单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报答，更是一种等级观念。从《孝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完整的伦理观念。它按人的等级，把孝分成了六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之孝。“爱敬尽于事亲，而徳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贵富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因天之时，就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是“天之经也，地之谊也，民之行也。”它不但可以“齐家”，也可以“治国”。因此，孝的地位也就日益突出。西汉时，汉武帝在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六经《孝经》和七经《论语》。儿童在识字后，首先要攻读的也是《孝经》和《论语》。颜之仪三岁能读《孝经》；孙惠蔚年十三，能粗通《孝经》、《论语》。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孝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四、做好应考或传承家学的准备。自汉代及以后，取士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度。这是一种荐举取士任官制度。起初，主要是荐举而不考试，而后荐举加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就是儒家经典，由此以来，“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更是根植于士大夫心中。所谓“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士大夫家族为了尽可能提高子弟的文化水平，以备传承家学，对孩子的童蒙教育也就尤为注重。颜之推曾描绘了当时的教育状况，“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因此，在“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的指挥棒下，也培养了众多的治世之才。宋繇少有志尚，为继承先业，“遂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家族世善《周官》、《左氏》的颜之推早传家业。范阳卢氏，累世儒学。卢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

从北朝时期童蒙教育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其有以下特点：一是童蒙的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二是童蒙教育的内容突破了儒家独尊的局面，在医学、算学、律学、书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更利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家族的童蒙教育非常发达，这也为“学术移于家族”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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