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曲阜）始祖文化举要
曲阜地属济宁市，其附近地区自今考古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历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至商、周、秦、汉考古文化，连续承传，从未缺环。这种由考古资料而证实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系统的文化谱系，毋庸就全国来说，无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与之比肩。历史发展到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证据可分两大线索：一是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提供了佐证；二是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人文祖先在汶泗流域的崛起。
伏羲
伏羲亦作伏牺、伏戏，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惯称太昊伏羲氏。
《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时则篇》又说：“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看来太昊伏羲氏的活动管辖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分布还真相当。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可以说，这是太昊部落诞生发育于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力证。
任，今山东济宁任城；须句，今梁山县北与东平交界一带；宿，今东平南部，公元前684年，宋国把宿人迁到江苏宿迁；颛臾，位于蒙山之阳，除对太昊的祭祀之外，还主持对蒙山神的祭祀。
通过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小国的地望，可以勾划出太昊伏羲氏活动的基本区域轮廓，即东起蒙山西到济水，包括了泰安南部、临沂东部、菏泽西部、枣庄北部，也就是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
众多的文献称太昊的母亲为华胥，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论证“华胥氏之国”在今泗水县治东北五十里华胥山。现在山前的大黄沟乡有东、南、西、北华村依华胥山；山环华村水库，即为古华渚；华渚之南的一个小山头上有元代《重修伏羲庙碑》，始建年代不详。其南泉林镇东有雷泽湖，现已涸，但当地百姓仍呼其为雷泽湖，此即为古雷泽。
由泗水上游顺流而西，便是曲阜。刘道原《通监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郡国志》云：“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此言是说炎帝所都昔为太昊大庭之阪。《通纪》：“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生地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曲阜城内有伏羲庙，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
沿泗水而下，与“大庭氏”毗邻的是“任”。《济宁直隶州志》载：“任，青帝之虚。”为有仍氏之国，最早集中活动于今济宁邹城至微山一带，近有凫山，也称伏山。
今考得凫山周围有三座伏羲庙，其一位于凫山北邹城郭里乡，《兖州府志》云：“其上有伏羲庙，庙前双柏可数千年物。”分三路布局，庙中碑碣甚多，最早的有唐长兴二年《重修伏羲庙碑》。邹城郭里伏羲庙毁于1929年兵火，现在遗址仍存有完好的殿堂基础、浮雕石柱、螭首、石碑等。其二是凫山南的伏羲庙，系依山建陵，陵上建庙。此陵庙原是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并配以钟鼓楼、庙门，创建年代不详。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山阳有伏羲庙。”《魏书·地形志》：“高平，两汉属山阳……有伏羲庙。”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由此可知，此处伏羲陵早在魏晋时就与淮扬伏羲陵并列记之。其三是凫山东南的滕州染山伏羲庙，现庙已毁，仅存遗址。
炎帝
《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帝王世纪》亦云“炎帝都于陈，又徙鲁”。
《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其《集解》、《索隐》以及《国语》皆谓黄帝、炎帝同为少典之子。王子襄著《泗志钩沉》：
伏羲庙残碑有“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云云。又神农黄帝，史皆以为少典子，皋陶亦娶于少典氏，神农生于历山，都于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育于姬水，“姬”，即‘泗’。皋陶偃人，偃通奄，则少典为国，必包有历山、曲阜、寿丘、姬水之地，而与偃邻近。曰东迁颛臾，则未迁以前，今（泗水）县境实在少典邦域之中矣。
又，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以故地益姑幕，《春秋左氏传》“盟于姑蔑”，杜预注曰：“卞南有姑蔑城”《公羊》、《谷梁》传皆作盟于昧，幕与蔑、昧音同而形异，古字多通借故也。
由此可知，原少典氏之国在泗水县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的姑蔑城。今考得姑幕距历山约
《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孔颖达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春秋历命序》曰：“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通记》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并说“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出生地而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
《后汉书》载：“鲁县有牛首亭”，“牛首亭”应该是纪念炎帝之迹。清修《阙里志》云：“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谯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记》云：‘曲阜，炎帝之墟’，故鲁多神农之迹。”
黄帝
有关黄帝的郡望，一说黄帝生于寿丘（今曲阜），一说为河南新郑，一说为甘肃天水。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综合考查的结果,认为黄帝生于寿丘还是较为可信的。
第一，从黄帝对后世的影响看，黄帝当属父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前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而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只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中心地带为山东汶泗流域及附近地区。这就为黄帝生于寿丘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
第二，众多的文献资料也证明黄帝生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其他文献资料大抵如此，均说明黄帝生于曲阜的寿丘。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刻本《兖州府志·沿革志》云：“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曲阜县志·古迹》说，宋大中祥符元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根据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灵宫记》石碑记载：“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石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由此可见，有关黄帝发迹之地，在宋代时早有结论。试想，宋时投入如此规模的人力物力来兴建规模达一千三百二十楹殿堂的景灵宫，不可能不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论证，且有黄帝生于河南新郑一说，宋时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而改曲阜为仙源呢？无可置疑，迄至宋时，黄帝生于曲阜寿丘已被确定下来。
蚩尤
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定蚩尤源于邾地，即今之邹城，蚩尤是炎帝族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所居之地为邾娄之名。经查阅古籍资料可证，最古老的邾娄一名当是曲阜东南的陬地（今曲阜息陬），以后演进为山东邹城东部，滕州东北部，其地望基本一致。
《逸周书·尝麦解》载：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
它记述了原始之初，最先“建典”——即建立基本典章制度的帝王，是炎帝。蚩尤在炎帝王朝中，“分正（即司政）上卿”，统辖区域与后来的少昊区域等同，由于蚩尤的势力不断扩大，与炎帝发生矛盾，遂将炎帝逐出曲阜。炎帝不甘心被逐，便与黄帝联合起来，与蚩尤部族大战涿鹿之野，杀死了蚩尤及夸父等部族首领。终由黄帝拥立大政，成为天下共主。
《黄帝本行纪》说：
蚩尤既死，黄帝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
是说蚩尤死了以后，黄帝将蚩尤族人分而治之，择其善者迁出邾娄之乡，四散各地；对其不服从管理的顽固者，不仅迁徙他地，而且实行强制性的刑管或镇压。这便是神话传说中“分尸蚩尤”的历史内核。有“蚩尤四冢”之说。
《史记·封禅书》载蚩尤陵“在东平陆监乡”，《集解》、《索隐》均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五帝本纪集解》亦曰：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文中提到两冢：一曰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今汶上县南旺镇），二曰山阳郡钜野县。近年汶上县南旺镇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于蚩尤冢附近发现碑刻两块：其一为墓碑，碑额刻以二龙戏珠，正文为“蚩尤冢”三字，为清代所立；其二为横碑，上刻“蚩尤祠”三字，碑背面有“元和”二字，疑为唐宪宗元和年间所立。而位其西南的钜野重聚之冢，是葬蚩尤肩髀的地方。除此之外，清修《阙里志·古迹》又说鲁城西北还有一冢，并且是葬首级的地方，其文曰：
蚩牛冢：蚩牛本炎帝之裔，喜兵好乱，居少昊之虚以临四方。炎帝孙榆罔居空桑，德不能驭，蚩牛起兵伐空桑，逐帝而自立，迁于涿鹿，黄帝兴兵北攻，三年而后擒之，献俘于空桑，身首异处，其身冢在寿张，肩髀冢在钜野，鲁城中之冢则其首也，今曲阜城西北里许高冢，俗呼北禽台，亦曰被擒台，盖献俘之所。
可见，民间相传蚩尤四冢，三处均在鲁西南地区，另一冢在河南境内。四冢位置形成一条自东而西的直线，与以上有关蚩尤的论述形契神合，气象一贯，也明确勾勒出了炎黄蚩尤逐鹿中原的基本路线。
少昊
首先来看若干文献典籍中有关少昊的记载和传说：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山海经·大荒东经》）。何幼琦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海经>新探》一文中考证，勃海是巨野泽古名，亦称“东海”。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曲阜。崩葬云阳（《帝王世纪》）。颜师古注曰“云阳在曲阜”。
少昊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曰玄嚣，已姓，黄帝之子，母曰女节，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尚书·正义》）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记·周本纪·集解》）
（黄帝）取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史记·五帝本纪》）又《索隐》言：“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
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国于青阳，亦曰青阳氏，有圣德，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其立也，凤鸟适至，故以鸟纪官。（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
（少昊）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岁……冢在云阳，即今曲阜城东北八里。（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注曰：“穷桑在鲁城北，云阳，山名。在曲阜东北二里，即今少昊陵也。”
总括以上文献资料，大体表明这样几点：
第一，从地望上讲，少昊氏师太昊之法，主要活动于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史称“少昊之国”，或“大人之国”、“君子之国”。第二，少昊“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使经济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如同“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一样，少昊则“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鸟氏”集团。进而形成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雏形。少昊陵遗址出土的许多大汶口文化器物可以为证。
颛顼
有关颛顼的世系问题，历史记述颇多异说。请看有关文献记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
前者说颛顼为昌意之子，后者言颛顼为昌意之孙。《世本》云颛顼为黄帝之子，《路史》则言世系“迄不能明”。
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帝王世纪》）
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山海经·大荒东经》）
郝懿行注曰：
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少昊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子随侍，眷彼幼童，娱以琴瑟，蒙养攸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山海经注疏》·郝懿行注）
这里认为少昊与颛顼是世父与犹子的关系。《世本帝系篇》亦云少昊与颛顼为叔侄关系，从《初学记》“颛顼二十登帝位”及《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曲阜）”等有关记载来看，郝说与《世本》是有道理的。
就颛顼故地，清修《阙里志》云：“颛顼祠在曲阜城外东北，今为玄帝庙，故老传为古颛顼祠。考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由“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登帝位”、“高阳自穷桑徙帝丘，承少昊金官之政”，到《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卫，颛顼之虚也”、“城内有颛顼冢”，大体上勾画了颛顼一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汶泗流域父系氏族向中原乃至其他地域扩展的结论。
帝喾
按《史记》世系排列，颛顼之后是帝喾。先看《史记》所载：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五帝本纪》）
帝喾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五帝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周本纪》）
在此起码应当比较明确地认定帝喾属于少昊、颛顼之部族，且为颛顼之族子。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部《史记》之中，共言帝喾有妃四人：元妃姜原生后稷，周之祖；次妃简狄生契，商之祖；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娵訾氏女生挚，不善而废。其实，寻遍古籍，帝喾一名应首先见于《国语·鲁语》：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里所讲的应当是春秋时期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的祀典，即当是陈、杞、宋、鲁四国的祀典，而并非是虞、夏、商、周四代早有的事。不然的话，虞、夏之事是讲不通的，试想，帝舜有虞氏“宗舜”是否太无道理了？司马迁大概未深探其理而以此作《五帝本纪》与《殷本纪》的依据了。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完全可以将司马迁之所记暂置一边，仍以《国语·鲁语》为据，探讨一下其中的缘结。
第一，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可知，舜为商之祖，并且其部落与鸟崇拜有关系。这显然与东方特别是少昊部族有关系。
第二，《史记·殷本纪》言契之母简狄“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也说明了契之部族出自尚鸟之族，即少昊鸟国一族。
第三，《国语·鲁语》未提及少昊，起码说明少昊与帝喾并无抵牾，并可以再作探讨。
综上所述，帝喾为商之祖，实则是少昊族属， 依据“周人禘喾而郊稷”来看，亦直接指明周祖是帝喾。从“帝喾佐颛顼”、“颛顼佐少昊”来看，帝喾当为东方之人。这样说来，少昊亦是黄帝次子玄嚣、 颛顼为少昊之侄而昌意之子、帝喾为少昊之孙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帝尧
《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葬成阳”。一般认为平阳在山西临汾。《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由此尧、舜均为冀州之人。无独有偶，在汶泗流域也均有有关尧和舜的足迹，细细推敲，这里更近历史的真实。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越子使后庸来聘，二月，盟于平阳。”此证曲阜西境之平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是证曲阜东壁之平阳。
《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东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山，《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由此确定尧冢在今山东钜野西而定陶之北；又见《泗水县志》、《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曲阜北有石门山，即上古之云云山，山前有古墓，世传为尧王坟。此三墓之位置，其一在济宁东域，其二在济宁西邻（现属鄄城），其三在曲阜境内之北，曲、兖之间则有尧祠，所征为尧王故地，亦不偏颇。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记：“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据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定陶县，古三朡国也，本尧所居。”其地北隔大野泽有柯地，亦称阿，现有东西之“阿”地。当为《索隐》所言“三阿”之地。定陶县，古称陶丘，亦称陶。尧所居，其后裔迁唐，故称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徐才《崇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可知唐国为帝尧之裔子所封，而非尧所都之地。
帝舜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若称舜帝发迹之地，必须兼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之地，那就依次看来——
历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历山）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虚，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首人头，鼓其腹则雷也。”
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曰：“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斯或一焉。’”
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索隐》曰：“寿丘，地名，黄帝生处。”
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云：“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
上述资料表明，舜的发迹重点在曲阜、钜野、鄄城、定陶等鲁西南一带，或者说，在汶泗流域与黄河济水交汇的兖豫大平原。
然而，一旦考查舜帝在泗水上游的遗迹，则只能表明鲁西南、豫东为舜的迁徙之地，至于济南、越州、妫州，则应是有虞氏之后裔迁徙的结果。考据如次：
第一，《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这一记载应比《史记》正义、索隐、集解等早得多，也信实得多。从而又引出“诸冯”和“鸣条”二地。
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域内。在蒙山之阳，现仍称诸冯村，分南、北二诸冯。
负夏，亦称负瑕，周时为鲁邑，汉改为瑕丘县属山阳郡，南北朝时宋元嘉中始为兖州治所，即今兖州。
鸣条，在河南长垣西南。
这样，诸冯、负夏、鸣条三地清楚了，也就不难看出舜帝生于泗水上游的诸冯，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到达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垣。不能不说是孟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
第二，据司马迁《史记》所列帝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帝舜），知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等为帝舜之祖。上文己表，颛顼都曲阜。《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又记“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 “尧封崇伯兼有少典、姑幕及沮吾之地”（ 《泗志钩沉》）。由此可知，舜之祖颛顼、穷蝉、勾望等均在泗水，那么，舜源于泗水也就无可置疑了。
第三，泗水近历山有历山村、舜帝庙村、临（雷泽）湖村、娥皇女英台、牛犁沟，其东有诸冯村、桃墟（姚墟）村、颛臾村等，方圆数十里之内，与舜帝所涉地名无不一一相附，若非舜生之地，岂能如此完备、系统而巧合哉！
第四，有关舜“作什器于寿丘”，史书多有记载，因前文多有列举，故此不作铺陈。寿丘在曲阜，即黄帝所生之地。至于“陶河滨”，可见《韩非子》“东夷之陶若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第五，再以皋陶、伯益父子为证。史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史记·夏本纪》）
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正义》引《帝王纪》）
曲阜人皋陶是舜的助手，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如果不先禹而卒的话，便将继禹而兴。其子伯益也是夏初的一个突出人物，业已代禹而立，执掌天下，尔后让位于启。皋陶、伯益为曲阜人，其佐舜之域当为近地。
第六，泗水元、明时期，多有碑刻记之，如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金大安元年重修碑》等。多有真知灼见，不乏其考。但因应劭、郑玄、皇甫谧等名家者言，影响甚大，加之孔安国、司马贞、张守节等唐代学者及宋裴骃等人附合其说，遂以正史流传，后人趋之为宗。而藏山窝中的泗水县地却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上古所谓三皇五帝，无一不与曲阜及其周围地区有着密切联系，或许某个文献记载有所偏差，或者某个遗址遗迹传有扭曲，但无论如何，史前文明与曲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许多地方均证其地为某一皇一帝之郡望，其孤立相征，不与他皇他帝相联系，既无所承，又无所启，在古时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文明状态下，日常行走于千里甚至数千里之间是不可能的。姑且不论其真实性有几多，但就原始时期以四渎定版图既可见端详。《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古代的“江”在济、淮之间，即指“泗”。将济水以南、黄河以东、淮水以北定为原始文明之中心，那么汶泗流域恰好位于中间部位，也恰好与大汶口文化区域相一致。至于许多地方留有原始始祖之遗迹，也并不矛盾，古时即无人名、亦无地名、又无族名，盖地名、人名、族名合一，随着父系氏族部落的迁徙与整合，不断地扩张与分离，所迁之地，均以原名相沿，故多有原始文明之痕迹。然而，所有原始始祖互相联系而成系统者，唯曲阜（济宁）兼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