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乡村庙宇

曲阜是礼仪之邦，是一片圣土，有着古老的文明史，在历史的进程中，时时彰显着礼、道、德的社会赞曲，茫茫的大地弥漫着真、善、美，仁、义、爱的气息。今天的曲阜乡村，大多都经过了新时期建设的统一规划，显得整洁气派，但又缺失了某种久违的乡土气息。村与村之间相去不远，充满了亲情，田野像一张铺展开的淡黄色的席子，席子上是重重的绿与金黄色的转换。不时村内或村旁的田地里就会有一座孤独的写满沧桑的庙宇、碑刻呈现在面前，使我们的思绪回到历史的从前。
曲阜文物普查工作队经过一年多的踏查走访，走过了这里村街的每一个角落，获得了本地区过去与现存较为详尽的乡村庙宇种类及分布状况资料。
我们每到一处时常能见到几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努力回想搜索着从前的记忆，骄傲地向我们讲述当地的过去，像是找到了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脸上挂满了兴奋与自豪。是啊，过去的童年生活虽然清贫，但总有一种无法抹去的怀念、留恋和甜蜜的记忆。铭记在心的当属儿时玩耍基地，且又充满好奇、敬畏的那些香雾缭绕、威严壮观的庙宇及神像了。
庙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当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它产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它起源于遥远原始自然崇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理性的认知，有些信仰崇拜被人们遗落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些信仰崇拜结伴着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传承下来，并融合外来宗教信仰显现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有着传统意义上的精神信仰，这里是“奄商”之都、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之故，使得显现出一些厚重、自信。于是，“社”与“祭”便有了社会基础，以一种严格的礼仪方式盛行开来。进入封建社会以来，随着“道”、“佛”教义的兴起，修建一座庙宇当作精神与肉体的寄托和解脱。当生活的梦想与生存的现实矛盾时，就在它们之间寻求理想与幻想的平衡及心灵的慰藉。曲阜众多庙宇的修建就是在这种社会生活环境和生活意识下产生的，具有较为鲜明典型的地方特色。
曲阜的乡村大地，从前几乎村村有庙，有的村庄还不止一座。大多兴建于宋明时期，毁于上世纪的“四清运动”与“文革”期间。早期数量最多的要属土地庙、关公庙、天齐庙、玉皇庙、玄帝庙、三官庙、观音庙等，另外还有奶奶庙、娘娘庙、山神庙、大寺庙、龙王庙、华佗庙、火神庙、财神庙等。它们大多是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结合的产物，神、鬼皆拜，佛、道并举，它们相互渗透融合、吸纳变异。总之是为我所用，没有了早期的死板和严谨，实行的是拿来主义。从而表现为神鬼同门、众神齐聚、一神多管、门类众多的现象。它们之所以通称为庙，因为大多是完全成为世俗化了的拜祭场所，有求必应的民间神灵，不属远离尘世、万籁俱静的修行之地。从行为上大致可分为：较为纯粹、正统的宗教信仰与有着儒家生活理念的精神寄托两大类。随着历史的惯性延伸，至今它们在曲阜乡村许多地方仍然不息。
较为正统的宗教信仰的庙宇，一般称为寺、观或庵。寺为佛教场所，观、庵为道教道场。
寺，从广义上讲不仅仅与佛教一家有关，“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自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称为寺。在汉代又把接待从西域来的高僧居住的房舍称为寺。自此之后，“寺”便逐渐成为了我国佛教建筑的专称。
观，即道观，是各类道教建筑的总称。它是道教徒们修炼、传道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以及生活的场所，而且多与儒教结合一起，形成许多以祭神、祭祖、祭祈先贤为内容的庙和祠。
庵，原是一种草名，叫做庵闾，收割之后可以盖屋。中国僧人盖屋时，也常用庵闾草，建成为一座小小茅棚，人们便称这些小屋子为“庵”。多为尼姑居住修行的建筑场所，俗称“尼姑庵”。
曲阜的佛教寺庙，保存较好，规模较大并沿用至今的当属石门山的石门寺。
石门寺，在曲阜石门山胜涵峰山腰之阴，是曲阜惟一留存并至今沿用的一座寺院。始建年代较早，宋、元时为全真观，是道教场所，与峄山道观同为一体。明景泰七年（1056年）归佛教僧家所有，改称玉泉寺，后依山名改为石门寺。解放后，全寺除佛殿主体建筑保存较好外，其他建筑自然损坏倒塌。现存建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复，有千佛殿、藏经阁等，塑有三世佛、十八罗汉等神像。在当地影响颇大，至今有僧侣主持，拜佛、开光者众多，香火不断。
另外还有现已不存的南辛镇幔山村大寺庙、大湖村全真观，因留存有石经幢及石刻，亦当为佛、道的修行之所。反映了曲阜早期的宗教信仰分布区域及状况。
曲阜还有一座名山，庙宇林立，那就是九仙山。
九仙山以钟灵毓秀而驰名，佛、道、杂等流派都曾在这里有过活动痕迹，明清所建造的王母行宫、碧霞祠、九女堂、灵官殿、三清殿、三朝阁、黉门宫、三仙桥、通仙桥、十八盘、南天门、宏华寺、芦斗寺、招提寺、观音堂、楼台庵、拔云观、山神庙、龙王庙、土地庙、华佗庙，可谓林林种种、诸神荟萃。1997年复原重建了中天门、南天门、碧霞祠、王母行宫、三清殿、黉门宫、拨云观、仙人桥、十八盘等文物建筑群。远近村民朝山进香、祈求平安、消灾发财、生子、还愿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特别是三月三的庙会还原了历史文化的心理轨迹，释放出本能原始的精神态势，满足了朴素无华的生活需求。
在查访过程中，对弃之于沟旁路边断碑残字的辨认得知始建年代最早且尚存的，当属北张羊村的东岳庙。
北张羊村东岳庙。位于书院街道办事处北张羊村内，始建于宋代，明、清多次重修扩建并建有关圣殿、钟楼。它原本是一座道教庙。相传东岳大帝是掌管人间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神仙，故此庙俗称：“东岳庙”， 亦称“天齐庙”。从中，可看出宋时道教的盛行。到清中期它成为一座综合性庙宇，集东岳庙、土地庙、娘娘庙、关帝庙于一体，统称东岳庙，解放前庙宇整体保存完整。娘娘庙是求子拜所，土地庙是亡后送魂的场地，此布局凸显出生死轮回的生活理念，香火旺盛。现仅存大殿、碑刻等，庙宇的占地面积几乎没有被侵占。
曲阜现残存的还有三处：息陬乡蒋家夏侯村天齐庙；姚村镇宋家林村天齐庙及张家村天齐庙。乾隆版《曲阜县志•秩祀》中记述了明代神宗时建于城东郊的东岳庙，现已不存，踪迹全无。
数量最多，最为普遍的要数关公庙与土地庙。
关公庙又称武庙，是为了供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关羽而兴建的。他是儒、释、道共同尊崇的“超级”神灵，这在我国民间神祗中是独一无二的。关帝庙的数量多，名称也不一，种类各异。可分为专祀和合祀两大类。仅专祀关羽的庙名就有：关帝庙、关公庙、关圣庙、关王庙、关圣帝君、关老爷庙等。与其他神明合祀的庙宇有：武庙或关岳庙（关羽、岳飞）、三义庙（刘备、关羽、张飞）、七圣庙（关羽与赵公明、土地爷、天仙圣母、二郎神、财神爷、火神爷）。关羽的“武”与“义”深深地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记忆里，由生活中的人，化变为中华大地共同崇仰的神，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自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大。从宋以后，关羽的庙宇在全国才普遍建立起来。宋哲宗封其为“显烈王”，宋徽宗封其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到了明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圣帝君”。由于帝王们的推崇，关羽的地位才无比显赫。总之，关帝庙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与后人尊称的“文圣人”孔子齐名，被人们称之为“武圣”关公。
曲阜现存的关帝庙已为数不多，大都残缺破损。有防山乡大官庄关帝庙，刘家庄关帝庙；姚村镇化庄村关帝庙；时庄镇焦家村关帝庙；董庄乡歇马亭关帝庙；南辛镇苏家村关帝庙。碑刻留存较为丰富，多达二十余通分布曲阜全境。一座关帝圣殿，就是那方水土的民俗民风的展示；一尊关公圣像，就是千万民众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寄托；一块青石古碑，就是一个感天动地的忠义教案。他甚至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与行为。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陵城镇小果庄村关帝庙大门及大殿的对联：大门上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下联“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横批“亘古一人”。 大殿上联“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下联“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横批“兄友弟恭”。该关帝庙在“文革”时期被毁，现已不存。但对联却以文化传承的形式得以留存，充分反映了此庙的影响及当地民众对它的留恋、对传统文化的执着。
土地庙，又称福德庙、伯公庙，为民间供奉“土地神”的场所。远古的社神即源于土地崇拜，土地崇拜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的土地神崇拜，是对土地的自然属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的崇拜。最初的土地神—社神，与后来的土地神—土地公和土地婆，是有许多不同的。社神之称“社”者何义？《说文解字》第一上云：“社：地主也。从示、土。”意思是说，“社”是土地之主为土神。古人极为敬重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农业，有了农业就有了衣食，生活就有了基本保障。故人们将土堆起来看成神，并向它祭献加以崇拜。商周时期，是以“示”字作“神”字用的。因“桌石”（原始初民把一竖一横的石块架叠成石桌形，拟作“神”象，立在部落中心，当作“神”来膜拜，称之为“桌石”）立于土上，就是原始宗教的膜拜对象，后来便以“示”、“土”两个独立字合为“社”字，会意为“土地之神”，社神便成为土地之神了。正如《考经援神契》所说：“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社者，五土之总神。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祭祀社神叫“社祭”，早在《诗经》中就有社祭的记载：“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齐明”是指祭器中所盛的谷物，“牺羊”是指祭祀用的牛羊。这是说明祭器盛满谷物，献上祭祀用的牛羊，祭社祭方。后来随着“社”内涵的丰富及延伸，原始的本意被“土地神”继承下来。
曲阜供奉土地神的土地庙，除官方秩祀的以外，大多比较简陋。多于民间自发建立的小型建筑，几乎各村均有分布，也有一些在较大庙宇中间的殿堂中设有当地土地神位，大户人家门户的门龛也有设土地神位的。在民间其原始的意义已被历史的岁月冲淡，除保留了部分本意外，又有了较大的延伸与扩充。据传土地神的神诞之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旧时官府和百姓都到土地庙烧香奉祀，以祈求福泽，保佑阖村平安。曲阜的土地庙在“文革”时期全部被毁，仅存时庄镇前孔村“土地祠碑记”、董庄乡林程店“重修土地祠碑记”碑刻两通。印象较深的就是清末民初遗留的古民居屋门两边的神龛了，多有供奉土地神。
玉皇庙，是祭拜玉皇大帝的庙宇，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高神。对他的崇拜源于上古的天帝崇拜，有玉皇、玉帝之称，在唐代以前，这位玉皇大帝并不存在。南朝齐梁时陶弘景搞了个《真灵位业图》，虽有“玉皇”和“玉帝”的名目，但“玉皇道君”只在玉清三元宫右位的第十一位，“高上玉帝”在第十九位，地位并不高。到了唐代，李家天子推崇太上老君，道教空前发展，一度还成为国教。玉皇大帝才流行开来。玉皇、玉帝之称渐趋普及，民间信仰中的天帝和道教的玉皇合而为一，宋初仿效唐代，尊祟道教，把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为国家奉祀对象。宋徽宗则干脆把玉皇与传统奉祀的吴天上帝合为一体，尊号为吴天玉皇大帝。在中国大地上，玉皇大帝是普遍敬奉的最高神明之一。说到玉皇庙，以前数量较多，现仅残存息陬乡北阁山上的玉皇阁、董庄乡石泉庄的玉皇庙、防山乡双山口玉皇庙及南辛镇苏家村玉皇庙了，碑刻两通。
玄帝庙，供奉玄帝，即玄武大帝，又名真武大帝。亦为道教所信奉，民间称为北极玄真武上帝。古人以龟为玄、蛇为武，认为玄武是护卫北方的神灵。明成祖起兵篡位时，称玄武有保佑“靖难”之功。以此朝廷、官府及民间广建玄帝之庙。民间信仰认为玄武属北方之神，北方在五行中属水，水能胜火，逐将玄帝视为防火大神。从前曲阜境内玄帝庙分布较广，现皆已不存，仅存有小雪镇后西庄村南 “重修玄帝庙碑”、董庄乡黄家庄“重修北拯玄帝碑记”、王庄乡郭家堂“玄帝庙碑”三通碑刻。值得一提的是陵城镇玄帝庙村，是以庙名成村的，另外还有红庙村因玄帝庙建筑规模较大，庙墙涂以红色，逐以成村名。
三官庙，即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虚大帝、水官洞阴大帝的道教祭祀庙宇，道教宣称三官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即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信仰本源于原始宗教中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可谓其源远流长。早期的道教五斗道产生后，在其重要的祷祝术中，就强调对三官的崇拜。三官是道教中的大神，但还不属最高级别，只是职掌十分厉害，与人们的利害攸关，非同小可。如欲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可拜赐福紫微大帝；如欲获罪能得赦免，可拜赦罪清虚大帝；如欲消灾免祸，可拜解厄洞阴大帝。三官是奉玉皇上帝的旨意分别监察人间善恶，保护众生，极为民间所崇信。最受人们欢迎的是天官，天官赐福，民间遂将其视为“福神”。
现仅存鲁城南关居委三官庙和小雪镇西陈家村三官庙，南关居委三官庙现保存较好，正脊有二龙戏珠砖雕，飘逸灵动，栩栩如生，中间刻有“天下太平”四字，并有“风”“调”“雨”“顺”砖雕山花，建筑较为精美且内饰有壁画，现仍有人祭拜；小雪镇西陈家村三官庙只剩残垣断壁，属自然倒塌，因村民对它的敬畏，没有任何人为的打扰，大殿的基址、房梁及建筑构件尚在。说明了当地人们对其信仰的虔诚，虽然对它的认知已变得较为模糊。
观音庙，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庙宇，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一起，被称为四大菩萨。观音菩萨在佛教诸菩萨中，位居各大菩萨之首，是我国佛教信徒最崇奉的菩萨，拥有的信徒最多，影响最大。他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当人们遇到灾难时，只要念其名号，便前往救度，所以称观世音。唐朝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由于观音的大慈大悲、大爱无疆，且信奉简易、方便快捷。故而曲阜的观音庙过去数量众多。现残存有：息陬乡店子村观音堂；姚村镇杨家店观音庙；吴村镇峪东村观音庙。碑刻三通：息陬乡息陬村观音庙碑刻及东终吉石经幢；姚村镇佃户屯观音堂碑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终吉观音像石刻，四面分别刻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为金代刻品，弥为珍贵。
在曲阜奶奶庙、娘娘庙混为同一属性，没有明确的界限，较为模糊地统称之碧霞元君祠。由于地域的民俗化，其社会功能相同，故两者合二为一，有了两种叫法。一般供奉三尊神像，中为碧霞元君，左为佩霞元君，右为紫霞元君，俗称“三仙奶奶”或“三仙娘娘”，她是民间香火较为旺盛的庙宇，所供主神,各庙也略有所不同。民间传说的碧霞元君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旅行、婚姻，能治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儿童无恙。拜奶奶庙、娘娘庙的大多是妇女，而她们最主要的心愿是求子，也可保护孩子，赐福免灾，所以她的分布亦为广泛。保存较好的有南辛镇幔山西村的娘娘庙，主体建筑为大殿和拜棚，结构尚稳定。拜棚内东西墙壁有碑刻，前还有上马石及石质贡桌面，留存信息丰富。
山神庙、龙王庙、火神庙的起源都来自于原始的自然崇拜。
山神庙，原本是古人将山岳神化而加以崇拜的一种祭祀场所。从山神的称谓上看山神崇拜极为复杂，各种鬼怪精灵皆依附于山间。最终，各种鬼怪精灵的名称及差异分界都在历史的进程中遗失了，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互相融合。演变成了每一地区的主要山峰皆有人格化了的山神居住。《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虞舜时即有“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祭制，传说舜曾巡祭泰山、衡山、华山和恒山。历代天子封禅祭天地，也要对山神进行大祭。史上最著名的要属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对名山大川的祭祀，在中国，有关山神的传说源远流长。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山海经》，就已记载了有关山神的种种传说。《太平广记》里也收录了大禹囚禁商章氏、兜庐氏等山神的故事。《五藏山经》里还对诸山神的状貌作了详尽的描述。曲阜在清末民国时期其职能已经开始混淆，求子求财的、求富贵求姻缘的、求未来吉凶的都来朝拜。现存的有南辛镇幔山倒塌的山神庙，其神像被盗，庙身被毁，仅存建筑构件；还有南辛镇桑庄的山神庙；董庄乡丁家庄山神庙。它们浓缩综合了山神的精髓，使人们看到远古的影子。
龙王庙，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为人消灭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因是神话传说，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存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庙、土地庙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极据现实意义的社会生活功能。以前在曲阜城东南逵泉处建有清乾隆年间的秩祀龙王庙，在泗河两岸亦建有多处，现皆已不存。
火神庙，火神是民间神话中俗神信仰中的神祇之一。以形象和来历言，一般都以祝融（夏商时传说人物）为火神，民间俗信亦有以炎帝或燧人氏为火神的说法，总之民间俗信形形色色，即便现代人对传统的火神崇拜的源流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的提出是否与古波斯所信仰祆教（亦称波斯教、拜火教）有一定的关联，这已无法得出确切的考证。本地亦没有统一主神名称，认识较为模糊，只是知道是祭祀火神的庙宇，祭祀时没有统一的规范礼仪和讲究。火为人类带来光明与温暖，但与祆教崇拜火神相悖，祭拜并不带有感谢成份，它却是为躲避火灾而建。现曲阜境内皆已不存。
财神庙，财神是道教俗神，相传姓赵名公明，又称赵公元帅、赵玄坛。他掌赏罚诉讼、保病禳灾之神，买卖求财，使之宜利。故被民间视为财神。旧时商贾之地多有财神庙拜祭，以求财源。现仅存吴村镇车站村财神庙。
华佗庙，是祭祀东汉名医华佗的庙宇。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人，医术高明。《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之为“神医”。他不求名利，不慕富贵，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深得下层人们的信仰和爱戴。过去曲阜境内均匀的分布着十余座大小不等的庙宇，故流传有十里一华佗之说，现皆已不存。对他的祭拜大可有两种心理，一种崇敬和怀念；二是祈求与盼望神医显灵，帮助病体早日康复。显然第二种得到的只是自我心里暗示，这充分反映了社会民生状态。
曲阜的庙宇、祭坛还有许多，旧时的秩祀：社稷坛、神祗坛、先农坛、乡贤祠、义忠节孝祠、城隍庙、文昌阁、鲁班祠等现皆已不存。还有五佛堂庙、三圣堂庙、五圣堂庙、大王庙、老君祠、烘君祠等，由于数量较少名称不一且社会影响不大，不在一一赘述了。
人们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融入到历史中，并不断地形成了集体的记忆，这是庙宇形成、扩充的主要特征，也是民族的民俗类文化。曲阜部分庙宇、碑刻的留存，是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理应对其加强保护与管理。拂去历史的浮尘与糟粕，理性的解读和认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会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全面透彻的认识。它容纳并解读着我们的民间社会信仰与习俗的历史体系。如果没有对民间社会信仰与习俗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没有资格对其进行评说，更不能以现在道德标准来加以贬抑。民俗中尊老的孝道，也是随着“乌鸦反哺”、“羊跪乳”等乡间最朴素的道德观而成为规范个人行为与思维的基本标准。庙宇的信仰活动也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民间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庙宇的存在当属文化范畴，它充满了智慧的处事哲学、圆融自然的信仰体系、强调善恶分辨的道德诉求。我们应该全面审视其价值，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适当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遥望当年众多辉煌的庙宇，曾经受到人们呵护、膜拜。再看现存残缺不全、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神堂、大殿，在苍茫的大地上与岁月抗争着，满身写满了沧桑，像风烛残年的孤独智者，更像一位被人抛弃的救世主，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我们是无神论者，崇尚科学，不迷信神学，但庙宇的民俗文化我们还是希望得以保留和传承的，其对于我们社会人群的和睦相处、友邻关爱，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善”的痕迹，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庙宇文化的影响是深远悠长的，我们为庙宇文化的迷失而悲痛，更应为庙宇文化的理性修复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