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曲阜宗教关系之微探

我国汉时已有宗教出现，东汉灵帝时出现的太平道教团组织，和《太平经》的流传，标志着道教之形成；东汉永平十年（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唐代由阿拉伯人带入我国；明代天主教在我国大量传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宗教”不是原始崇拜，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共性行为的宗教。
曲阜地区的宗教起于何时，其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大概自魏晋时期起，已有宗教活动的产生，到唐宋时已是庙宇林立，明清时村村有庙，户户拜神，佛道齐鸣。明末清初伊斯兰文化在曲阜兴起，清中期基督教随着传教士的脚步也来到曲阜。它们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并存发展，其过程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势而存在、发展的呢？我们有必要审视儒家思想的“仁爱”、“礼让”及“中庸”特征，来认识其共存的必然性。
一、关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已被世人所共识。这是由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宋代以来儒家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所形成的，且此理学是完全继承儒家道统的旗帜并有伦理道德层次上的拓展。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四书五经”以至“十三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
1.儒家思想的包容性
我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其文化属性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而不改其宗，在于它厚重的文化积淀，造就了宽广的胸怀，有巨大的包容性。
曲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它产生于“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战国时期起，它已失去了原本的单纯性，而不断融入了其他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则渗入了大量庄子的道家思想；隋唐受到佛教理论的挑战和影响；宋明时期儒学更是以理学面貌出现的一种思想体系。可见，我们谈及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长期以来，儒家传统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延续之中，不自觉地调节与维持着各大宗教间的动态平衡。儒家先后与道家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融和，形成了儒道互补、三教合一、四教会通等形态。后又接纳了利马窦带来的天主教，繁荣了中国的思想文化。
那么，儒家思想为什么没有成为宗教，以宗教的形式来实施传播，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强调人的“性善论”，虽然它在某种意义上含有一定的宗教成分，或者说有一定的宗教情怀，但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道德教育。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强调教育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思想中的仁德学说已显得非常重要。它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因此儒家思想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这些纲常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表现形式。总之，以伦理为特色的儒家是为世俗社会服务的，并服务于人而非神，他强调的是现实而非来世，所以它没有宗教的痴迷与狂热，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世俗说教，故它不可能成为宗教。它以固有的张力既服务于世俗社会，亦服务于宗教神学。
2.儒家思想为宗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我国宗教以其信仰的超越性、神圣性与实践的伦理性、入世性二者的完整结合，而显示自己的特性。并且，这种特性在后来中国宗教的发展中一直保持下来，这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有直接关系。
儒家思想的厚重、广泛和亲和力，是其扎根于我国历史文化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因为儒家思想具有的包容性、不排他性，为其他文化提供了平稳的展示平台。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搭建了宗教文化的平台。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本身有着宗教性及宗教必须具有的普世关怀和实践品格，即仁爱、礼让、道德，它们有着一定的共性，更容易接近、认同。尽管从狭义理解的角度，我们不能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来看待，但它本身就包含着不容忽略的宗教情怀。这样一种情怀使儒家面对人性的善恶，参与制定人的行为规则，评价和反思实际的道德体系等，具有现实性。儒家思想本身所包含的这种宗教性，构成了它能与我国宗教相互契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机缘。但都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框架下发生的，宗教对儒家的影响是积极有限的。具体而言，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儒家与道教、佛教等教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互补的动态平衡：首先，宗教的彻底性品格，切实提升和优化了儒学修养的精神内涵，它的丰富性和感染力也弥补了儒家大众教化的不足；其次，儒家文化也为宗教教化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它们互动融会着。
例如，道教的产生是对汉代儒家异化的消解和民间教化转向的
结合；佛教的轮回报应和神主永恒的教理，在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天主教重视儒家经典的研习，迅快地实现自身的“文化转换”，以此来争取“基督”中国化，即明末的“利马窦规矩”。说明我国天主教也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并补足之的；伊斯兰更是经过长时间的与儒学交流改造，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融入我国社会践行中。
正是这种大的文化潮流融合、互动，曲阜这一儒家思想的原发地上，出现多教并立，且相对独立的现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关于曲阜的宗教
续修《山东省志•宗教篇》：“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山东，魏晋时期开始广泛传播。”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非常时期，受大环境的影响，曲阜地区的佛教活动实施也应在此时发生，并有大的发展。由于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及与宗教之间的共性，即对社会“真”、“善”、“美”的认知没有大的差异，曲阜宗教活动便长时间的在本地域生存下来。儒家与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摩擦、融合与相互促进的历程，就是曲阜一部宗教发展史。它们最终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化体系，承担着相同的社会功能，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现象。
1.道教
道教是我国土族宗教，东汉时形成，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到南北朝时盛行开来。它的教义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道家思想与儒家文化始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依相随地并存着。
在曲阜，唐、宋、明时期道教较为活跃，遗迹不少，有白鹤观、景灵宫、玉皇庙、玄帝庙、三官庙、东岳庙等。
白鹤观，时在鲁国故城内西北部，始建确切年代不详，推测当以唐代道教盛行之产物。唐朝皇室出身卑微，并非名门望族，当李氏父子在隋末起兵争夺天下之时，为了抬高其门第，巧妙地利用道教鼻祖老子李姓，便尊老子为唐王室祖先，唐高宗时令天下各州皆置道观一所。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是李唐王朝最繁荣兴盛的时代，道教也在此期间达到高潮。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以曲阜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建一道观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且“白鹤观”道教建筑之名，现我国遗存多处，多始于唐代道观。宋代石刻“鲁国之图”[1]清晰地保留了它的身影。
景灵宫，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为宋真宗所建，宋真宗崇信道教，奉黄帝为圣祖。据《曲阜县志》记载：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帝言轩辕黄帝降于延思殿，谕群臣曰：“朕梦无尊命之日，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黄帝生寿丘，寿丘在曲阜，乃改曲阜为仙源，徙治寿丘。于是在寿丘前大兴土木，建起规模雄伟，崇宏壮丽的景灵宫观，供奉黄帝，全盛时有殿堂及房1300余楹。金代毁于战火，元至正十年(1350年)曾重修，后又毁于兵火。今唯留三通大型石碑及建筑遗址，为曲阜古代规模较大的道教宫观。
玉皇庙，是祭拜玉皇大帝的庙宇，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高神。在我国大地上，他是普遍敬奉的最高神明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曲阜明清玉皇庙留存数量较多，现仅残存息陬乡北阁山上的玉皇阁，此庙相传建于元代；董庄乡石泉庄的玉皇庙和防山乡双山口玉皇庙及南辛镇苏家村玉皇庙，留有碑刻两通。
玄帝庙，供奉玄帝，即玄武大帝，又名真武大帝。亦为道教所信奉，民间称为北极玄真武上帝。从前曲阜境内玄帝庙分布较广，现皆已不存，仅存有小雪镇“玄帝庙碑”；董庄乡黄家庄“重修北拯玄帝碑记”；王庄乡郭家堂“玄帝庙碑”三通碑刻。值得一提的是陵城镇玄帝庙村，是以庙名成村的，另外还有红庙村因玄帝庙建筑规模较大，庙墙涂以红色，逐以成村名。
三官庙，即天官紫微大帝、地官清虚大帝、水官洞阴大帝的道教祭祀庙宇，道教宣称三官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即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官信仰本源于原始宗教中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欲求功名富贵、延年益寿，可拜赐福紫微大帝；欲获罪能得赦免，可拜赦罪清虚大帝；欲消灾免祸，可拜解厄洞阴大帝。现仅存小雪镇西陈家村三官庙的残垣断壁，属自然倒塌。
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相传东岳大帝是掌管人间贫富贵贱、生老病死的神仙，故庙宇俗称：“东岳庙”，亦称“天齐庙”。现存有书院街道办事处北张羊村的东岳庙，始建于宋代，明、清多次重修扩建并建有关圣殿、钟楼。从中，可看出宋时道教盛行的影子。还有息陬乡蒋家夏侯的天齐庙；姚村镇宋家林村天齐庙及张家村天齐庙三处。乾隆版《曲阜县志·秩祀》中记述了明代神宗时建于城东郊的东岳庙，现已不存，踪迹全无。
2.佛教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佛祖释迦牟尼的一句名言。
曲阜佛教起始魏晋，兴盛期根据零散的文献记载推测，应在唐、宋、明时期，因为此时的文献记载与遗存较多。
《曲阜县志》载：“盛国寺，唐玄宗时建”，寺院落成后，院内外植以果树，故寺名盛国寺。如果白鹤观建于唐代的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在唐时曲阜城就有佛、道东西对应的建筑格局。元时，人们在寺后定居，逐成村落。
据杨奂《东游记》：“……折而北，渡沂水，入大明禅院，观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鼋怒鼍。”得知元时逵泉（今俗称洗脸盆）有“大明禅院”建筑，且具规模。
清代境内有寺院、尼庵10余处。现存并沿用至今的有石门山的石门寺。
石门寺，是曲阜唯一留存并至今沿用的一座寺院。始建年代较早，宋、元时为全真观，是道教场所，与峄山道观同为一体。明景泰七年（1056年）归佛教僧家所有，改称玉泉寺，后依山名改为石门寺。
另外，还有的南辛镇曼山村大寺庙、大湖村全真观，因留存有石经幢及石刻，反映了曲阜早期的佛教信仰分布区域及状况，现已不存。
观音庙，亦属佛教场所，为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庙宇。观音菩萨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一起，被称为四大菩萨。曲阜的观音庙过去数量较多，现残存有不少碑刻。息陬乡东终吉村的观音像石刻，为观音庙留存，四面阴线刻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为金代刻品，保存较好。
3.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唐朝从阿拉伯传入中国，至今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伊斯兰教通常称为回教，起因于少数民族回族信奉之故。
明末清初，信奉伊斯兰的回民从陕西省凤翔县，山东省济宁、邹县、滕县、泗水、泰安等地陆续迁至曲阜，定居城西关者为多，并以此为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雍正初年，在西关始建清真寺，后于道光初年、民国初年进行修葺，时有大殿三间，讲堂四间、水屋两间，前有大门、二门，院内有假山、松柏。常年聘有阿訇，海里凡负责主持宗教活动和民俗事务。
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有圣纪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平时，驻地教民每星期五正午先到清真寺沐浴，后着礼服进大殿集体做礼拜，面向西方默诵经文。逢到节日，境内教民均沐浴盛装，到清真寺聚会，相互问候、祝福。圣纪节集体做礼拜，听阿訇念经、讲经、赞圣，捐献“功德”。开斋节在清真寺举行会礼仪式后，一般家庭多备置各种佳肴，宴请宾客。过古尔邦节时，家家把房舍打扫干净，装饰一新，并宰杀牛羊，精制糕点；到清真寺沐浴礼拜，举行节日会礼，参加宰牲仪式。
建国后，去清真寺做礼拜的教民逐渐减少。1958年后，礼拜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寺内石碑、匾额及部分房屋遭到破坏。八十年代后期，进行修复，因寺内未再聘请阿訇，宗教活动一直无人主持。2001年春在原址上西扩复建，主体建筑西殿两层，为阿拉伯式建筑。寺院大门东向，两侧为二层楼房，东南隅建有宣礼尖塔，为伊斯兰教标志性建筑，占地3380平方米。在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关怀下，伊斯兰教义活动又开展起来。
4.基督教、天主教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中间时断时续。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清光绪末年，美国教会在曲阜城西关创建基督教堂，规模较小，教徒无几。1919年，驻兖州的美以美基督教会在原址上扩建基督教堂，占地五亩，有礼堂七间，会客厅四间，配房七间。先后有3个牧师，但教徒发展缓慢，至1937年仅有二三十人。抗日战争初期，在城区及董家庄一带发展一批教徒。西关基督教堂平时聚会者有四五十人，圣诞节期间可达两三百人。董家庄附近的衡庙村借用民房作教堂，并办起基督教小学。挂“山东省曲阜县衡庙美以美会”的牌子，由西关基督教堂定期拨发活动经费。到衡庙参加聚会活动的教徒多时达150人。同时在朱家村设立聚会点，参加聚会的教徒十五六人。1945年，衡庙教堂自行关闭，多数教徒弃教务农。是年基督教徒孙天吉到衡庙开设西医诊所，并发展教徒，定期在诊所内活动。到1947年，发展教徒约50名。
1930年，尼山附近的龙泉村始设天主教堂，发展教徒30余人，由驻邹县的德国传教士定期前往传教。两年后，活动自行停止。1933年驻兖州的德国天主教会在曲阜城西关创建天主教堂，占地四亩，有礼堂四间，平房十一间，五间双层楼房一座，并附设“若瑟医院”，隶属兖州天主教会。其神甫、修士、修女均由兖州教区统一派遣，平时，参加礼拜活动的有4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教徒迅速增加，平时参加礼拜活动的有上百人，节日期间达数百人。1946年曲阜第一次解放，德国籍神甫回兖州，教堂留1名女教徒看守。1947年，兖州天主教会间或派神职人员来教堂主持活动。1948年后，教徒全部弃教，活动停止。
建国后，大多数教徒自动退教，少数教徒活动也不规范。1956年曲阜统战部门与原牧师协商，确定了6名执事和朱家庄、董大城、翟家屯3个聚会活动点。“文革”期间，西关教堂的牧师下放农村，教堂改作他用，乡村3个聚会点也全部取消，少数教徒在家活动。1978年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教徒恢复聚会活动。1985年基督教徒发展到130余人，分布在董家庄、王庄、南辛、息陬、小雪、陵城、吴村等7个区的26个村庄，有执事4人，聚会点4处。此后，教徒日益增多，1990年，全市基督教徒达到1220人，1995年达5000余人。
1991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备小组，1995年建立了19个宗教活动场所，1998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筹委会。
据不完全统计，曲阜现有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大教派，信教人员共计6260人。其中，佛教2人，伊斯兰教60人，天主教240人，基督教5958人。分布在全市13个乡镇352个村庄。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它与宗教之间是在一种有摩擦，而又相互渗透融合中和谐发展的。它们平等而又独立，不像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历史，充斥着流血和死亡。而在这里，完全没有血腥与暴力、仇恨与敌视。厚重的儒家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寻其“和”的社会共性，相互支持内在的张力，并使宗教去掉不适时宜附庸，而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使得各种思想文化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

[1]湖南阳新县一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