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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艺观初探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8-09　文章来源：　点击数：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8-09

孔子文艺观初探

曲阜市文物旅游局孔府档案馆孙芳

孔子虽然不是专门的文艺理论家，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融涵了他的文艺观点。尤其是《论语》等儒家经典所记载孔子的文艺见解，曾被刘勰奉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1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最初源头。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哺育、铸造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家的文艺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心理性格，对中国文学艺术民族特色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论语》中经常提到“文”的概念，“文”字出现了31次，当然这些“文”字含义非常广泛，孔子的文学观念也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观照。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的一种概括；从政治学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2孔子文学观念的这种普遍性正反映着先秦时期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没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如果以“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3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现代文学观念来衡量，今天的文学观念正是从传统文学观念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而孔子的文学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源头。下面我们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对孔子的文艺思想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文艺本质论：“诗言志”和“尽美尽善”

所谓文艺本质论就是指在对文艺活动多角度的观照中如何认识文艺作品与创作主体、客观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大体系：一曰再现论，把再现客观世界看成是文艺的本质；二曰表现论，把表现主观理想抒发主观情感作为文艺的本质。而在中国，一向把文艺视为创作主体思想感情的流露与外现，《尚书·尧典》中载有“诗言志”的命题，《左传》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情，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4可见孔子是充分肯定文艺的抒情特征的。然而孔子重大贡献还在于将“言志”说发展为“尽美尽善”说。《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矣。”在这里孔子虽说的是音乐，但先秦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因此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了孔子对整个文艺现象的本质认识。孔子通过美学上的“美”和伦理学上的“善”这一对范畴，指出文艺所表达的不是一般化的，无意义的情志，而是以“仁”、“礼”等道德观念为内涵的情志，它既能唤起人们的情绪激动和精神愉悦，又能在美感享受中给人以政教伦理的教育和熏陶。这样孔子的“尽美尽善”说就从文艺作品的创作及其价值标准上，把传统的文艺本质认识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文艺是创作主体主观感情的表现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相统一、相结合的产物。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尽美尽善”在表现自然美即客观世界中的具体运用。《荀子·法行》中用了“比德”两字，很精粹地点出了孔子这一思想。在孔子看来自然美作为一种道德象征才存在的，毫无疑问，水是无所谓智，山是无所谓仁，这些自然美中的“德”都不过是审美主体赋予它们的，是具有人格美的君子高尚品质的外射和表现。中国传统文论中善于发掘自然山水的情感价值、道德价值，追求人与自然的心心相印的独特审美心态，正是源于孔子的“尽美尽善”论的陶冶和积淀。关于这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从西方文论中可以找出相似的观点。德国美学家立普斯认为美感的根源不在对象而在主体的“生命灌注”即移情5。具体说，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情感移注到外在对象上去，使本无生命的东西有了生命。这和“比德”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文艺本体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艺本体论重点就是探讨文艺作品自身的属性和基本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形式”和“内容”。形式和内容一直是两个纠缠不清的矛盾双方。孔子对此问题有明确的认识，他要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既是孔子评价人的理想标准，也是衡量文艺的美学尺度。他既强调内容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对内容的反作用。

首先，孔子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把思想性做为评价第一标准。他以“思无邪”做为评价文艺作品的准绳，“无邪”已变成含有政治道德内容的一个评价诗歌的政治思想标准。即凡内容纯正，符合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诗均可称为“无邪”。这是孔子重视文艺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在《论语·八佾》中子夏问：“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孔子以绘画为例，说明人先有美的素质，然后再加以打扮修饰，就显得格外美。画的美、人的美是这样，诗歌及其它艺术也同样道理。只不过它的底子就是内容，要先有好的内容，在内容的基础上再选择形式，进行加工。这说明文艺作品的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反之，如果缺乏“仁道”的内容，不论对形式下多大功夫，也算不上好作品，正如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例子也说明孔子在对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首先注重的是内容。他在《论语·八佾》中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更明确地强调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

在此基础上，孔子虽然把内容放在第一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忽视形式的作用。他认为好的内容必须靠好的形式来表现。孔子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6意思是说语言足以表达人的意志理想，文辞又足以表现语言。不讲出来，谁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志向？讲出来了，语言缺乏文采，就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孔子肯定语言文辞形式的重要性。

从孔子对《韶》、《武》的评价及“文质彬彬”的主张，可以看出他是强调文质统一的。“文”与“质”作为一对既对立又联系的品质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分离割裂，惟有融合无间，浑然一体，才构成艺术中的“君子”。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文艺作品，才是优秀之作，才能实现艺术的作用。对此董仲舒有一个详细精辟的阐述：“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文质两备，然后其礼成。”7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用“玉帛”代表礼的表现形式，用“钟鼓”代表乐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悦目悦耳，是相当美的。但是，礼乐仅仅是单纯追求这些形式吗？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必须表现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贯穿渗透“仁”的精神，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实现“礼”、 “乐”尽善尽美的目的。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二者辩证统一中又偏重于强调质的重要。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讲完“博学于文”之后，接着就说：“约之以礼”，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文居其一，质居其三。这种倾向是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政治道德伦理性质相一致的。他这种思想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后儒一方面接受了他的统一观，一方面又往往偏重于质。如朱熹《论语集注》在“文质彬彬”一章后曰：“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适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8孔子的文质观，实际上是后世文道观的滥觞。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既反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反对质木无文，否定文学的审美价值。主张文道统一，文以载道是占主流的支配性观点，宋儒的所谓“文以害道”的说法，即使在古代也遭到否定。这种传统和特点的形成，无疑受到孔子的极大影响。

三、文艺功能论：“兴观群怨”

文艺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就存在对于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问题，这也是文艺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可称为文艺功能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把文艺看作脱离社会现实“天才”、“灵感”的产物，是单纯的审美感受，主张审美超功利；别一种是把文艺跟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既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又要为社会现实服务，显然孔子的文艺观点属于后一种。强调文艺的功利主义，主张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但又不排斥审美感受。

孔子对文艺功能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兴观群怨”说。语出《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毫无疑问，孔子十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其核心也在于发挥文艺的教化讽喻作用。但孔子并没简单地把文艺降为“礼的附庸”或“抹杀了文艺的独立性” 9 与此相反，“兴观群怨”说的生命力和精髓，首先在于尊重文艺的独立性。把“兴”放在首位，作为四说的基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 10；朱熹注为“感发志意”11。都包孕着对诗歌的艺术美和审美的认识，前者侧重于诗歌运用形象和联想的特征；后者侧重于诗歌以情动人的特征。以“兴”为出发点，孔子才谈到“观群怨”坚持文艺的社会功能与艺术特征的联系。这样“兴观群怨”说就避免了肤浅的政治实用主义，而体现为社会要求和审美要求、功利目的和艺术规律的结合。

“观”侧重指文艺的认识作用。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 12；朱熹注为“考见得失”13。从“诗”乃至文艺中看出风俗的盛衰与政治的得失，这无疑是在谈文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作用。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触动作者的心灵。诗歌内容高度凝练集中，融铸诗人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精神状态等，统治者可以通过诗来了解民情，察政之得失。而且“观”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即通过读诗可以“观志”，考察诗人创作目的。

“群”，孔安国注为“群君相切磋” 14；朱熹注为“和而不流” 15。这是从社会的观点来考查文艺的价值，揭示了文艺在协调人际关系，培养人的社会感情，团结群体，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孔子所言的“群”是建立在他的“仁爱”基础上的。

如果说“可以兴”表现了孔子对文艺的独立性，那么“怨”则开辟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宽泛而非狭窄的道路。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 16即对不良政治的讽刺和批判，赞同文艺批判现实政治，表达民情民意，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诗经》中大量的诗篇属于此类，《伐檀》、《硕鼠》、《七月》就是对剥削者的控诉，诗歌反映人民的怨恨，发挥批评讽谏功能。

孔子的“兴观群怨”重视文艺的审美特征，重视文艺对个性心理感触的抒发，又重视文艺所要达到的社会教化效果，表现为艺术的灵活性和政治的原则性的结合。这对后世影响是深远的，从刘勰的“吟咏性情，以讽其上”到白居易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推动文艺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使忧国伤时、关心民生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学主潮。

综上所述，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即文艺本质论、文艺本体论和文艺功能入手对孔子的文艺观进行梳理，当然，孔子的文艺观博大精深，并非仅限于此三个方面。此外，不可否认孔子的某些文艺见解也有其局限性，如过于强调“善”，执着于伦理道德的垂诫，后儒更引申为“发乎情，止乎礼” 17，难免会束缚艺术家创作个性和艺术视野。但我们不必求全责备，孔子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开创性建设称得上人类文艺史的一座丰碑，任何人难以绕过孔子去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2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4孔颖达《五经正义》

5立普斯《论移情作用》

6《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7董仲书《春秋繁露·玉杯》

8朱熹《论语集注》

9蔡仲翔《孔子文艺思想剖析》

10孔安国《论语训解》

11朱熹《论语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