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

1、中国正义论之研究的动因

我为什么要做中国正义论（的研究）呢？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触动：

就当今国内和国际（的情况）来讲，大家都深刻地感受到：“失范”。所谓“失范”（就是失去了规范）。另外一个方面促使我做这个研究的动因是：正义论在国际国内也是一个理论上的热点。

2、儒家“义学”的提出

“仁—义—礼”的这么一个系列，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义”。“义”这个词语，从荀子开始，《荀子》全书有四次谈到了“正义”，有三次“正义”的概念和儒家所讲的“义”是同义词；还有，他所说的“正义”和今天的理论热点——正义论的“正义”基本上是一个对应概念。而当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从“仁”到“礼”的中间环节上时，我们就可以把儒学看作“义学”。

二、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关系

正义论，儒家讲的“义”、“正义”，和西方人所讲的“Justice”之间，具有非等同性和可对应性。

三、礼的性质：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在儒家的话语当中，就是礼。简单说，任何群体生存都必然有一定的秩序，它所体现的是人际关系的人伦结构。这个结构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称之为“规范”。我刚才讲了，其中有的是可以制度化的，有些不能制度化，例如道德不能制度化。但往往是不能制度化的规范是最基础、最根本的；然后在这基础上，有些规范可以制度化、实体化。这套东西，就是我讲的“礼”——礼制。简单来讲，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制度规范，在中国儒家的话语当中，称之为“礼制”。任何一套礼制，在群体的活动当中，都会表现为一套仪轨，那就叫“礼仪”。

四、礼的损益：制度规范变动

孔子尽管讲了我们要遵守规则、遵守礼，但我们可能忘了孔子还有一句，就是“礼有损益”。这才是孔子更重要的思想。孔子讲到：三代之礼在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区别，从服饰衣冠、到人伦制度，三代都是不同的。孔子进一步说：继周者百代之后，一代一代的都不同，都要在原来的制度基础上，减去一些（旧的），增加一些新的。这就是孔子讲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对礼、对制度规范的态度。

由此，才有儒家提出的正义问题：如果我们要对礼制进行一种“损益”、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你首先得考虑：如此这般的一种选择，凭什么？根据是什么？是根据“义”——正义原则。所以，全部儒学在“制礼作乐”上的核心思考，就是儒家的正义原则。其内容是什么？休息一会（再讲）。

五、利的意义：义利之辨

我给出的这么一个观念架构，在孟、荀那里有所不同。在荀子那里，“利”的环节是赫然摆在那里的。这是古今中外所有考虑制度建构问题的需要：制度规范之所以需要，就是要解决群体生存的利益冲突——正当、公平、适宜地解决利益冲突、特别是利益分配问题。在这个环节上，其实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我们儒家、特别是荀子是一致的。其实孟子也是这样。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其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就是孟子是如何谈“利”的环节的。“何必曰‘利’”就是不要以“利”为旗号，意思就是说，谈“仁义”自然有正当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二程有明确的分析：不能以“利”为号、以“利”为名，而应以“仁义”为名、以“仁义”为号，那自然有大利。这是二程的观点，非常明确。

六、仁的地位：本源

儒家“仁”的观念对于整个形上学建构、形下学建构的意义，我们怎样真正彻底、透彻地理解？要把这个问题谈清楚其实很不容易，但逻辑上却很简单。举例来说，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他们会把一切的终极原因归结到耶和华。如果是这样，结果很简单：上帝当然要为一切的真、善、美负责，但他也要为一切的假、恶、丑负责，不然他就不是本体了。

仁爱是大本大源，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理所当然，一切问题的解决也是由它保证的。因此，在正义论的建构中，“仁”必须放到第一个环节上去。

七、义的实质：正义原则

第一条：正当性原则

不管是谈公正性、还是公平性，有一点，就是儒家讲的“外推”、“推扩”的原则，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简单来讲，就是对差等之爱的超越。爱己利己，还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亲”，还要“仁民”；“仁民”，还要“爱物”。这既是差等之爱，又是对差等之爱的超越。这是儒家非常注意的伦理原则——推扩。所以我刚才讲：根据正义原则建构制度规范来解决利益冲突，这个正义原则的精神实质就是仁爱的另外一个方面“一体之仁”。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就是推扩——对差等之爱的超越，一环一环地超越。

第二条：适宜性原则

这么一个正当性原则是超越历史时空的：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场合下，人类的制度建构都应如此。但仅有此（正当性原则）还是不够的。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生存方式当中，即使同样是为了超越差等之爱，同样是为了谋取他者的利益，但可以作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八、知：良知或正义感

孟子讲的“良知”，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还有一个（环节）：从正义原则到具体制度规范的设计，是“智”，这里需要知识性的东西、理性化的东西。人具有一种良能——能爱，但你不一定意识到；你知道你能爱，这才叫做“良知”。所以，阳明讲“知行合一”，但“知行合一”的前提是：知和行还是有个区分的。你“知道”你能这样做，这才叫做“良知”。在本源意义上的是良能，你天然就能这样做；你知道你天然能如此，这是良知。

儒家确立正义原则，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正义感的理性化、原则化：我们儒家学者在理论上把直觉的正义感自觉化、条理化、原则化，它就成为正义原则——我们的明确的价值尺度。这是一种最高度的智慧。

九、智：理智或者理性

“智”与“知”这两个字，在先秦时代是没有区别的，都写成“知”，只是有不同的读音和用法。而我们要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必须要作一个区分。我们将正义感、良知称为“知”，它表现为一种正气，然后我们把它原则化，形成理论性的正义原则，用来指导我们的制度规范建构。但从理论上的正义原则到实际的制度规范的建构，中间是需要“智”的，这是智能性、知识性、认知性的。

十、乐或者和：社会和谐

最后一点，是制礼作乐的“乐”。孔孟、儒家的一个基本点在这里：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制度规范的建构的共同特征，就是“别异”——区分。比如要建立一个公司，就要对公司里“浑沌”的群体有个区别，那一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这个金字塔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区分——各个侧面和层级的区分，这就叫做“礼以别异”。

但是，仅仅有“礼以别异”，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中国文化里面就特别强调“乐”之“和”。但“和”不是对“礼”的否定，而是在肯定之的基础上，如何来达到一种和谐。和谐有很多思想文化资源。我想，儒家造成这么一种“差异的和谐”，根本上还是回到本源——爱的问题。我想，只要让每个人都能互相感受到一种真诚的爱，自然就会和谐；如果没有这点，就不可能和谐。所以，这尽管不是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

黄玉顺：《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

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熹引程子说：“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孟子·尽心上》。

王守仁：《传习录上》。

作者：黄玉顺 来源：第三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