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工程遗迹考古的有益探索

《汶上南旺：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龙王庙古建筑群调查与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后很快就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水是生命蓬勃跳跃、绵延不息的源泉

河流是文明发生、发展和繁荣的摇篮

《报告》卷首语，表达了发掘主持人、时任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佟佩华的感悟与追求。考古工作者，尽管以观土、挖土为主，但心中却有水、有河流，向往生命蓬勃和文明繁荣。文明自起源到现代，人类利用和改变自然的大型工程，一直与之相伴，所以，《报告》不仅“资料性较强，可供广大运河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者以及文物爱好者参考”，还对众多的古代工程遗迹，如道路、水利、城市、村镇等的考古和保护，以及有关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考古发掘的抉择

我国考古发掘的力量，相对于历史的悠久、资源的丰富、各类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简直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又要考虑发掘本身带来的损失和风险，所以抉择相当谨慎。如何抉择？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990年《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对此有专门阐述（见国家文物局等主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

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

这一原则，所指也应包含遗产区域的整体与局部，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保护、研究和发展，很有些道理。因此，除非面临上述威胁情况，即或是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制定保护规划、进行科学研究，一般也不应进行发掘。那么，为什么对南旺做出发掘的抉择呢？这里介绍一些细节，或对了解有所帮助。

关于南旺分水枢纽，水利科技史研究已颇有深度。2007年5月24日，当由十数家科研机构组成的“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课题组到达时，大家简直是怀着一种朝圣的激动心情。但考察结论是：那里的挖掘，早已开始，科学发掘，迫在眉睫！

分水处的干涸河道，挖土烧砖曾很有规模，现场耸立着两个大烟囱，正进行的还有挖沙输出作业。在京杭运河“水脊”故地，这或许是在建筑市场强势需求下不可避免的选择。南旺镇大街，填掉运河故道而成，为美化也布有花坛，但所植花草却干枯得很，两侧河道垃圾充斥。失去了河流，真是不幸。如何规划村镇合理发展，确是难题。抑或可能，将考古发掘与当地动土作业有机结合吗？

龙王庙建筑群，残存基址多已清理，据说修复方案已设计上报，所以课题组回北京即借来方案文本观看，原来评审专家也提出须正式考古发掘。古建筑修复前能够做些清理，取得设计依据，其实已十分难得。多少名胜、名城，由多少大师规划着、设计着，多少楼宇拔地而起、广场破土而成、大树栽下去，却享受不着如此待遇。

二、保存状况的阐释

南旺考古，发掘仅是局部的，调查为主，范围广达400平方公里。难能可贵的是，考古队除对“区域的地形地貌、河道湖泊布局”，对“工程的分布范围、结构布局”等力求搞清楚外，还对遗迹保存状况，详加调查分析。而《报告》也给予较充分表达，既有宏观把握，又细致入微。

宏观者，如将河道的总体状况，分为四种：一是基本形状尚存，二是因取土使边缘无限扩大，三是因增加耕地填平却仍可见，四是走向与面貌难以辨析，尚待继续工作。细微者，如永泰斗门，2003年遥感图像尚能辨析，现为杏林村村内街道，村东残存壕沟痕迹，闸石和杉木桩于1960年拆除用于修建村委会办公室。

《报告》图版，随文安排，收录较全，也力求反映遗迹保存状况。上述村委的房屋、嵌入闸石的墙基局部、排列木桩的顶棚，均刊有照片，成为不可或缺的科学记录。

对文物遗迹的保存状况，《报告》给予一定地位并详加阐释，说明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方针深入人心。文物考古科研要在文物保护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呼吁和实践，由来已久。因此，这是一种创新，也是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此传统，老所长张学海先生就是奋力的实践者和强烈的呼吁者。

三、生力军与科学整体化

山东考古常开风气之先，遥感考古即其一。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帮助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多年努力，2000年完成《中国临淄文物考古遥感影像图集》。俞伟超先生做序称，“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这是刚开始出现的前沿成果”。《报告》引述了该书提出的遥感考古学概念。

“航空考古学成效甚大，可以看成是田野考古学中的一支生力军。”这是夏鼐先生主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指出的。在中国最早倡导开展遥感考古学研究的，很可能是夏先生。他早年留学的英国，是遥感考古学发源地。事实上夏先生1982年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前言中，就已提到利用遥感影像“找寻和记录古代遗迹”。而更为重要的是，该《前言》提出“科学的整体化”，即考古学与各相关学科要“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正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几年后上述大百科全书提出更为严苛的要求：

利用航空照像和卫星照像、磁力探察和地抗力探察等方法以发现遗迹和遗物……以及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于现场等等，都使得田野考古学的工作面扩大，技术性加强。调查发掘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扩大到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的遗址，从而使得考古工作者必须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

对遥感考古学的介绍，《报告》虽在“相关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一章中着墨较少，却言简意赅，就资料收集与判释图谱建立、初步建立信息系统、田野考古调查、信息系统完善及运用的四步骤，做出方法的讨论。其具体成果，则融入“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的调查”一章。该章选用遥感影像图达18幅，其中5幅显示河道，3幅显示水柜，6幅显示湖堤，4幅显示引水设施。

“必须”追求“科学的整体化”，而不满足于简单、表面的技术应用，是实现考古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品读《报告》，我们能感到，在南旺田野上，考古学与遥感技术的整体化是比较成功的。这不仅对大型工程遗迹的调查发掘有所启示，对其他学科介入文物考古研究，即所谓多学科合作，也有借鉴意义。

大型工程遗迹考古，需更多生力军，或方面军，如水利考古、城市考古、交通考古等，这也是应对大规模建设的急需。遥感技术科学，具有应用广泛的特点，联系了众多基础和应用学科。遥感考古学，应能够进一步发挥生力军的能动作用，促进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整体化。

四、多单位、多层次的合作

《报告》专设“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一章，很有新意。该章强调，考古是一门科学，不是挖宝，与盗掘有“根本不同”和“本质区别”，可谓旗帜鲜明。其富有激情的阐述，多有涌发，如：

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如何有效地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学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很多人逐渐意识到只凭考古学家的力量无法保障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的考古遗址不受盗墓、土地开发等各种形式的破坏，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总结应注意问题时，提到的一些外国考古发掘“很成熟的志愿者机制”，不少留洋的同行们都参加过，从中获益过，我听他们赞叹过。那位南旺现场活动的操作者，留学英国的考古实习，就是在博物馆的院内发掘古罗马遗址。

南旺公众考古，除专门活动，也融于调查发掘工作中。公众对南旺考古的贡献，《报告》有多处表现，其中提到的公众线索6处，有的竟提供的是重要数据；记录的征集文物7件，有的带有十分重要的铭记。这种情况，“结语”用“多单位、多层次合作”提法，也不失为一种概括。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机制，包括前述“志愿者机制”，就会在我国获得发展，并成熟起来。

一部报告不可能记录所有的参与者，但向公众、向基层倾斜还是必要的。有趣的是，此次考古对象，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正是宋礼与白英“官民结合”的典范，而龙王庙建筑群也是他们的纪念地。

由于去过南旺多次，所以我很关注提供过帮助的人，他们是否和如何出现于《报告》。南旺文化站未在名单，是个遗憾，该站马洪勇被列于汶上县文物局名下。名单中有南旺副镇长渠修阵，他曾告诉我，随李臣兴副县长沿曲曲弯弯的小汶河完完整整的步行过，于是烦他引导，我们曾到所有车行能及的小汶河边观察。小汶河是人工引河，很可能是世界上曲折最多的河流之一，也属奇迹奇观。李臣兴分管水利工作，对水利史颇有研究，他出现于撰稿人名单，令人欣慰。

大型工程遗迹考古，需要多学科专家，也需要更为广大的人群，包括当地百姓、“老”百姓，也包括各相关机构。过去往往只提依靠他们保护文物，其实他们也是考古力量。古代大型工程不仅经历古代变化，更经历了现代变化，参与者大多人、机构还在。史料存于人们心中、口中，文字、实物中，需科学严谨的对待。各相关建设、管理机构的文献及实物档案，当更为重要。对此，天津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曾有示范，他们将有关资料陈列在遗址现场。

“工作只是刚刚开始”，正像《报告》所言，成果是阶段性的，根据成果“发现尚存不少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这种考古工作者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表现于《报告》各有关章节。由衷期望，南旺枢纽及建筑群的调查和发掘取得更大、更高水平的成就，也希望其经验获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