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复兴时期的儒学普及

一、国学的提出

　　“国学”的提出是从清末开始的，当时我国国势衰败，又处于西学东渐时期，西学从各个方面渗入中国，正因为有西学的传入，才有了“国学”的提法。国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曾在不同时期成为社会热点，一次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一次是在文革时期。20世纪初期，“国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衰落的情况下出现并存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的冲击非常大。此间梁漱溟先生推出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东西文化比较观，梁启超先生的《欧游心影录》，主张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给当时全盘否定东方文化的论点给予了强有力的抨击。一直到文革，西学与传统文化的抗衡持续了很多年，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全盘清算，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被全面否定。直到80年代以后国学仍处在边缘地位，而现在，国学正在逐渐被社会所重视。　

广义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数术、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国学并不限于儒学一家，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兼容各派的学术体系。它不仅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还包括中国的佛学和中国的道教。国学大致有这样几个层面：常识层面的国学，指的是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在学术层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的传承；更深层次的是国学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和民族精神的层面，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我们的价值规范体系。中国社会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社会渐趋于稳定。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个价值观念重建的过程，这一重建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建，其必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重建。

二、国学的复兴

近年来，学术界大力倡导国学的复兴，于是国学院、国学班、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国学教育遍地开花。大学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少儿开始入读经班诵读经典，国学网，国学复兴网等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现。国际背景下，从全球联合祭孔，到孔子学院在不少国家纷纷建立，以及汉语热在世界范围的升温等等，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开始反思该如何重新评价儒教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及作用。而实际上，国学热是“文化寻根”现象的折射，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密切相关。就现实层面而言，社会发展中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包括金钱至上、诚信缺失等，也迫使一些人尝试到传统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人们从现实需要出发，向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用于生活，来解决实际问题，把中华文化当代价值的学理研究与中华文化的普及活动相结合。

国学复兴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需要，国学所传承的中华文化价值，是涵养民族意识的根基，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源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传承主要通过自己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国学则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学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需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今时代需要创新型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其创新意识却从未终止过，很多人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意义，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同时，国学教育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儒学的复兴与普及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海外华裔学者例如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提出了“儒学复兴论”，提出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的问题。“儒学复兴”论者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主张,比如,他们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的观点,反对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起来,反对全盘西化等等。这些观点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儒家文化将代替西方文化成为未来世界文化中心的主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并非只有复兴儒学就能解决诸如道德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以至经济问题。

中华民族复兴，国学复兴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而儒学复兴则是这一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包含着儒学的复兴。

首先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儒学的复兴。传统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自我更新，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指导民众，服务社会。同时，儒学的复兴也不能排斥其他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它要和道学、佛学、马克思主义、西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等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构建中国文化的未来。儒学复兴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融入世界的过程,并且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共同构建全球文化的未来。

儒学并非精英文化，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倡导大众儒学而非精英儒学，致力于百姓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相对于官方儒学、精英儒学而言,大众儒学扎根于民间社会,切合民众生活。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不仅支配着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个人道德、家族伦理、人际关系等日常人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完善自我，丰富自我，那么社会的道德体系将会得到更好的构建，创建和谐社会将指日可待。

　　复兴儒学,我们就不可避免要触及儒学同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杜维明在谈到儒学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时,主张儒学要同其他思想流派对话,包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里,我国有相当一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在积极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和儒学现代化之路。他们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时期的儒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兼取西方哲学,或者用现代西方某种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进行建构,从而各自构造具有现代形态的新的思想体系。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想流派——马列、西化和新儒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有冲突和紧张，而应该是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应该交流、对话、互动，彼此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儒学要真正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性因素，还必须经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影响整个社会。目前，不少学者都在关注如何通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实现儒学价值。有人认为，在思想性与通俗性统一的基础上，大众媒体和学校教育双管齐下，是普及儒学的基本途径，尤其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有学者以儒学的“大学之道”来映照当代大学教育的缺失，他们强调通过教育来落实儒学精神与普世伦理，提出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方面统一来推动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今日国学的复兴不应是古代国学的简单回归，作为知识首先要学习，还要有所扬弃，对于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需要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在这基础上推陈出新，即以儒学而言，明清的儒学就是先秦儒学的发展，代有更新，人有创造，国学才得以生生不息，当然这是研究者和施教者的事，对于一般的受教者主要是正确理解国学的精粹，认识中国文化以提高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