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财富观

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自人类出现私有制之后，对财富的占有和渴望便无可厚非地成为一种必然的物质趋向，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孔子对此也有精到的论述。
一、财富动机：欲富恶贫、致富有道
《尚书·洪范》中有：“农用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把食、货列为八政之首，《礼记·表记》记载“殷人贵富”，“胜而无耻”，这说明崇尚财富的观念在商代已经非常流行。
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物质欲望的勃兴。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欲富恶贫”是人的一种共同的普遍的倾向，他考虑到了“欲富恶贫”的人性前提，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孔子从自己的人生经验、阅历出发，用他深邃、睿智的眼光洞析人性而得出的一个精辟论断。
《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如果财富可以正当求得的话，即使做下等差役，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是正当求得的钱财，那我还是去做我喜欢的事情。这里孔子首先肯定了钱财是自己所求的，他肯定了求取钱财方法的“正当”性，只要“正当”，即使做下等差役也愿意。“执鞭之士”即下等差役，但与其以不正当手段求取钱财，他宁肯做“下等差役”，靠辛苦的体力劳动去收获。再退一步，如果不能正当求得钱财，他还是去做他喜欢做的事。他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呢？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吾如浮云。”[1]意思是：即使是粗茶淡饭，弯起胳膊当枕头睡，乐趣也就在其中了。这就是一种甘于淡泊、两袖清风的精神境界，也只有这种精神境界才能视不义之财如过眼浮云。
不仅如此，孔子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在“邦有道”的时候自己却“贫且贱”被认为是可耻的，就像在“邦无道”的时候自己“富且贵”一样。由此足见孔子对个人求富的积极肯定态度。
孔子不反对追求财富，肯定财富“合益”的价值本义，但他更注重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获得财富。在他看来，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存在，是满足人之生存、社会之延续所需的条件，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不是无限制的，财富可不可求，必须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以是否符合“义”为前提，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即要“义以为上”[3]，“见利思义”、“义然后取”[4]。孔子的“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就是告诉我们要以义驭利，在财富面前不能为所欲为，要讲德性、讲礼。“义”、“利”作为生命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只有“合义”地得到财富才是他所认可的，君子爱财，必须取之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反对“放于利而行”，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5]。《大学》篇更发挥孔子的思想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他还提出“富而后教”，这与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整个社会着眼时，孔子也是把富国富民放在第一位。《论语·子路》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盆’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矣哉”是说卫国的人口众多，人口繁庶以后，第一件应做的事是使人民富裕起来，富裕后才给人民教育。孔子虽未说明怎样才能使人民富裕，但“为国”须首先注意人民财富之增加是肯定的。
孔子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6]他把“足食”放在了从政的第一位，兵、信次之。“足食”、“足兵”是国家富强的标志，是取信于民的前提。不顾民食的为政者，或者为了穷兵黩武，或者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往往要向人民横征暴敛。这是孔子极力反对的，他反对利用重税通过“聚敛”来增加财政收入。
冉有在孔氏门人中是理财能手，孔子曾称赞他“求也艺”[7]。但是对于冉有帮助鲁国大夫季孙氏增加税收，孔子指责他“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要求学生们对他“鸣鼓而攻之”[8]。孔子告诫冉有：“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是处理好“足食”与“征敛”矛盾的正确原则。孔子透过税率的高低及财政收入的分配，看到了人民的“足食”与君王的“足用”的关系。孔子认为，人民的“足食”是主导的，绝对的，而君王的“足用”是次要的，相对的。君王的“足用”与否，应当以人民的“足食”为转移。鲁哀公遇到饥年时，不知道想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生产自救，反而征收重税、鱼肉人民，孔子的弟子有若批驳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9]这种思想对后来儒家“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思想的发展，意义深远。
《周易·系辞下传》中孔子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所谓“位”，是指统治者之政权，而怎样守护这个政权呢？他认为需要“仁”，也即是“人”，而如何才能够聚人呢？答案是必须要靠“财”。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财富对国家政权的巩固是何等的重要。
二、财富分配：均平无寡、安贫守礼
在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孔子的财富分配观可简单概括为——“不患寡而患不均”。 他的分配观核心是“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0]孔子主张“见利思义”，提倡安贫乐道，最终希望社会和谐、安定、富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论，其实质就是社会公正问题。经济分配涉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当社会成员认为财富分配不合理、不公正时，就会孕育出不稳定的因子。他把财富分配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认为“均无贫，和无寡”然后“安无倾”。
当然不能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均”是破除等级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那样是不符合孔子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学观念的。孔子的“均”，是指按等级伦常秩序来分配生产的财富。对于社会上层各个等级内部成员之间，分配彼此相等，达到“均富”就不致因为有差异而互相侵夺，对于社会下层，人人“均贫”即无所谓贫，就不致有极贫者犯上作乱。超越了等级界线，就是不均，就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孔子之所以“患不均”，是因为他看到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少数人不顾一切地追逐、占有财富，广大劳动者日趋贫困，人民怨声载道，他认为这是危及整个社会的主要原因，因此他规劝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无限制的追求财富，不然的话，“放于利而行，多怨”，贫富过于悬殊，穷人受剥削太重，就会起来闹事。欲使国家“安无倾”，必须“均无贫”，只有做到“均”才能达到“安”。
“有国有家者”如果财富分配均匀了，就没有贫穷；境内和平了，就不会感到人少；境内平安了，就不会有政权倾倒的危险。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孔子在财富分配问题上的具体解释，说明了他已认识到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了贫富不均，并由此引发了阶级矛盾，造成社会动乱。虽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不能和“均贫富”思想相提并论，但却为后世“均贫富、等贵贱”思想的出现奠定了伦理基础，同时也激发了后世许多仁人志士批驳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
孔子在“患不均”的同时，还引导人们树立一种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孔子反对追求不合“义”之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1]，而且他还认为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不应把人生的精力倾注于逐利，而应该是“志于道”。在孔子和儒家那里，“道”是天下之“治道”，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不为利诱，不为物移，毕生追求此“道”，即使物质生活上穷困潦倒，也必须矢志不移，乐在其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无足与议也”[12]，所以一方面他极力推崇与赞赏其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竿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3]同时也向世人表白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4]，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安贫乐道”。“安贫乐道”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告诉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是人们的唯一人生价值和奋斗目标，人生的意义远远大于赚取几个铜板，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能代表生活的质量和人生价值实现的好坏，这就促使人们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和人格价值，使自己挺立于天地之间，成为一位人人景仰的圣人。孔子的这种处世态度和他自己的人生实践，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财富的多少、地位高低，而在于其精神境界的高远。当然，安贫乐道并不是乐贫，更不是以贫为荣，《论语·泰伯》篇记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所谓儒商精神，尤其应该包括这一点，儒商从来都不是惟利是图的商人，而有着崇高的人格理想和道德价值，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三、财富消费：节用爱民、宁俭勿奢
“均”就是要以一定等级标准来限制人们对消费品的奢、欲、贪，于是孔子对统治者又提出了“节用从俭”的消费观。
在财富的消费上，孔子是崇俭的。孔子提倡“节用”，崇尚“俭”，主张治国要“节用而爱人”[15]，就是隆重的礼仪，他也认为“与其奢也，宁俭。”[16]，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坚决反对管仲、季氏等人利用当权派地位，通过“僭礼”行为，因贵而富。《论语·先进》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从中可见孔子对违礼求富行径的深恶痛绝。孔子又从正面推出禹作典型，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献冕，卑宫室而致力乎沟恤。”他赞美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的艰苦精神，赞赏卫公子荆在生活条件稍有改善时，便认为“苟合”、“苟完”、“苟美”的不求奢侈的品德。他甚至还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反对一味追求安逸。子贡评价孔子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孔子不仅把消费看做是经济行为，更看做是伦理行为，是人的道德水平、地位身份的象征与表达。孔子的立论是“奢不违礼，用不伤义”。孔子认为是否合于礼，是检验个人消费标准恰当与否的尺度，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份等级来安排自己的用度。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当士人为谋得爵禄时，应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17]，并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8]然而，当“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9]
对于贫穷的下层群众，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要求他们以守道来达到安贫，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看来，“道”是高于生活的，孔子提倡“贫而无怨”、“贫而乐”；孔子常常勉励弟子要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20]，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贤人。另一方面，“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21]。对于“俭不伤义”，荀子则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俭而弥贫”，也是反对墨家“天下尚俭”的越穷越光荣的反经济思想。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时期，强调适度消费应该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总之，“君子忧道不忧贫。”[22]儒家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的消费伦理观，始终有一个“度”在里面，以不违礼为特色，提倡俭胜于奢。“礼”是消费的根本标准，个人用度既不能僭礼，也不能过于节俭而有伤于“礼”。如果把“礼”的时代因素抽去，这实际上应当是一个适度消费的概念，在此前提下谈论节俭，并要求俭而不吝，把消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也恰恰符合了儒家“中庸”的方法论原则。
四、小结
以上论述表明，孔子并没有鄙视财富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要取之有道。传统的观念总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结果使得从事生产的企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会搞乱市场，会把整个市场经济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里说的：“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因此，谋求利润和重视仁义礼智信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安定有序，使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也才能安居乐业，发财致富。正如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所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23]《论语》加“算盘”，才是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

-----------------------------------------------------------------[1] 《论语·述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2] 《论语·泰伯》,三秦出版社,2007年。
[3] 《论语·阳货》,三秦出版社,2007年。
[4] 《论语·宪问》,三秦出版社,2007年。
[5] 《论语·里仁》,三秦出版社,2007年。
[6] 《论语·颜渊》,三秦出版社,2007年。
[7] 《论语·子路》,三秦出版社,2007年。
[8] 《论语·季氏》,三秦出版社,2007年。
[9] 《论语·颜渊》,三秦出版社,2007年。
[10] 《论语·季氏》,三秦出版社,2007年。
[11] 《论语·述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12] 《论语·里仁》,三秦出版社,2007年。
[13] 《论语·雍也》,三秦出版社,2007年。
[14] 《论语·述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15] 《论语·学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16] 《论语·八佾》,三秦出版社,2007年。
[17] 《论语·述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18] 《论语·学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19] 《论语·先进》,三秦出版社,2007年。
[20] 《论语·雍也》,三秦出版社,2007年。
[21] 《论语·学而》,三秦出版社,2007年。
[22] 《论语·先进》,三秦出版社,2007年。
[23] （日）涩泽荣一著，刘唤译：《论语与算盘》，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