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庙”遐想

随着曲阜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深入开展，我们普查工作队在2008年深秋的一天走进了董庄乡后夏村。在村北的2公里名曰三牛山寂静的山谷中，静静地垒砌着一座模型式石质小庙，在小庙的旁边有着一根天然石柱—不经任何雕琢的“石祖”。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娃娃庙”。
“娃娃庙”面向正南，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民国三十年（1940年）建造，通高1.9米，东西1.3米，南北1.2米。通体为石板扣砌，庙东墙体刻有“民国三十年辛卯孟冬后夏庄孔庆海立”十六字。庙顶有正脊造型简洁质朴，给人以朴实、精巧、平稳、和谐之美。在其右后旁的“石祖”高3米，周长约4.4米，颇为壮观。
它的发现使我们非常惊讶、兴奋，平静的思绪掀起层层波浪，猛烈地撞击着现代思维的道德底线。理性告诉我，它所表达出的寓意完整的保留了原始性崇拜的固有信息，且表现的是那样直白、率真和坦然。“娃娃庙”的存在，在这空荡幽静山谷中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生存理念，我们有幸见到并努力地把她解读出来，介绍给世人，这里所讲的是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人文之学。
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曲阜，属黄河流域文化板块，中国古史相传的“三皇五帝”中，有多人曾在曲阜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开创了先进的古代文明。留存史前文化丰富，亦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里同样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的本意是给世人一副救世良方，即：合天理、顺人欲的有序谱系，例如“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都是那个时期儒家提出来的。要理解儒家本意的语意环境，首先要了解古代先民对性的认识与理解。我们知道，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无序混乱的性滥时期，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及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部落组织形成，性崇拜与繁衍形成一种主流意识，性崇拜与生殖的崇拜并存。因性与生殖有着必然的联系，性从无序逐渐过渡到理性、严谨，从遥远的原始社会一直延续过渡到三代时期。至汉唐时，人们对本能的性抱着一种比较自然、开明的态度，此时，封建礼教虽然已经成熟，但并不十分普及，或着说对性的束缚没有得到严格的落实与认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出现，“男女授受不亲”，谈性色变，“存天理，灭人欲”，宋代儒学完全禁锢了全社会的性意识。
其实，性历史的发展真相如何，我们先谈谈原始的性崇拜。原始社会人们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一起生活，以对付自然界。集体劳作，共享成果，在祭祖、节庆等宗教仪式聚会场合的社会活动中，男女青年有机会通过娱乐活动接触，谈情说爱，“野合媾”。野合与庄严的宗教仪式相关联，地点当然在神社周围的树林、田野中。故而有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
屈原《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胎，女何喜？”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野合，是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之后进行的。《天问》中又说：“禹劳献功，降有下方。焉得彼涂山之女，而通于台桑？”禹忙于治水，却也能参与“野合”，可以看出上古时这一习俗不分贵贱都可参加，且显得平等自由。
《诗经》中有着这样的描写：“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我心则悦……我心则夷”，完美地表达了一种快乐愉悦的性心理。他们认为性如同有魔力在，所以才使他们获得如此神奇的快感。《诗经》里还有很多关于野合的记载，比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等等。
史籍载，从我国第一王朝的夏桀始，宫中就有了作为女乐、倡优而出现的女奴三万人，《管子•经重甲》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於端门，乐闻於三野。”随着社会的进步，周代产生了繁杂的礼制，《周礼•地官•媒氏》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此时，婚事须经媒人点判、摄合，但同时规定仲春之时未婚男女会合，无所顾忌，不用媒人、聘礼，其目的是让他们成家立业，促进国家人口发展。野合的参与者，男子婚否不限，女子未婚才行，《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者为妾。”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没出生前，其父叔梁纥有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妾生了儿子孟皮，但有足疾，故名孟皮。为了得到一个健康的子嗣，有一说叔梁纥便去参加仲春之游。“祷于尼丘得孔子”，向神祈子，必在宗教场所，这与野合的地点有着直接联系，孔子的母亲身份只能是妾，这是合乎于“礼”的。上古神话中感生的“游”，亦包含了野合与祈子的事实。
史籍《战国策》上记载了秦国这样一件事：当时秦宣太后掌权，有一次楚国出兵侵略韩国，韩国派使臣尚靳来秦国借兵求救，尚靳抛出了唇亡齿寒的观点。秦国应之准备发兵解救，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部署这场战争的交战方法，大家各述其见。秦宣太后自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用了一个另后人乍舌、绝妙的性交做例子，来主张集中兵力打敌方的一个点，突破以后再扩大战果，对此，她说：“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大意为：先王在世的时候，和我性交，用一只膝盖压在我的身上，我就很难以承受；用整个身体压在我身上，我就不感到重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姿势对我有好处。她用压强的原理来说明军事上攻其一点的道理，此语惊艳乎？
当然，这件事引起后世的道学家们的极大惊讶和贬斥，他们说：“此等淫秽之语，出自妇人之口，入于使臣之耳，载于国史之笔，乃大奇。”其实，那时人们的观念认为性是一件绝对自然而然的事情，一种直觉行为，没有半点的羞愧。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巡游全国，在泰山、琅玡、会稽等地方都刻石留念，有的刻石上虽然也提出了女子守贞的字句，但也只是提提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去实行，民间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这也是由于历史的崇拜渊源的惯性之故，祖先崇拜和性崇拜的原始宗教一直交织在一起而存在着。
唐代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性自由度最大的一个时代，以身为皇帝的武则天最为典型。其时，那时的男女交往都比较自由，唐代的史籍、诗歌、传奇小说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有一首题为《长干行》的唐诗写道：“君家住何处？妾家住横塘。停舟暂相问，或恐是同乡。”这是一对不认识的男女邂逅时的对话，非常自然。唐代的女子比较自由，无论是婚姻，还是社会生活，可以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唐代的女性尚肥，穿衣服也比较暴露，有些区域甚至还盛行半裸装。从唐代留存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可窥一斑。在宋代以后被视为奇耻大辱的离婚与改嫁，在唐代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唐代有二十三位公主都曾离婚、再嫁，有的公主还一再改嫁。
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主导儒学理念的出现，却禁锢了人的本性。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完全悖背情理。
在曲阜这片崇尚封建礼教、儒家道德的土地上，为什么大自然中的一根石柱，会使人们产生生理上的变化？我们揣摩、分析，究其根本原因是本能使然，这种生理变化是由心理活动造成的，而这种心理活动恰恰就是性崇拜与生殖崇拜。此庙的留存就是一种完美的诠释，表明了原本这片乐土上的儒家思想是那么地乐于宽容的地道与大方，显示着宽广的胸怀，放射出人性的光芒。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一切有悖于人性的伪道德扼杀不掉人之天性与本能，对性崇拜与生殖崇拜从来没有被泯灭过，也不可能被泯灭。
生殖崇拜是性崇拜的核心内容，人类历史上存在的生殖崇拜，大多和女性崇拜、母性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也都留存有生殖崇拜的习俗，千奇百怪，各有渊源。往往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表现的更为赤裸、露骨，这里不再赘述。而在我国汉民族范围内及其外沿，则表现的较为含蓄、内秀、矜持富有寓意，正如这里的娃娃庙与“石祖”的结合，则表现出男性的生殖崇拜。曲阜在远古时代地属东夷部落，据有关专家考证认定“鸟”是该部落的图腾，郭沫若在论说“玄鸟生商”中认为玄鸟即为燕子或凤，都有性生殖的象征，殷人称凤为“帝史（使）”对其崇拜祭祀。“鸟”的引申义直到现在都含有男性生殖色彩，“鸡”则为男性生殖的别名。西汉东方朔《神异经》记述：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从“男露其势，女露其牝”的描述也不难看出远古时期生殖崇拜的影子，其渊源可谓深远，即夸张又含蓄。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介绍，绍兴大禹陵距今四千多年的“窆石”有2米多高，底围2.3米，而成为世人追认生殖崇拜的代表作品；泉州也有闻名的人工石笋，形状古朴，保留了原始的天然状态；还有四川凉州的乞子石。《太平御览•郡国志》载：“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两石腹中怀一小石，故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此类虽然全国许多地方都时有发现，但像曲阜地域这样与“娃娃庙”完美的组合在一起，完全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原始符号，表达了一种原始的情怀，表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感染力，能够凸显出生殖繁衍的内涵与隐意，在许多地方是不多见的。
此处的“石祖”是自然天成，没有任何的雕琢痕迹，显得逼真、生动、富有气势，带着远古的崇拜遗风，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力量。悠悠岁月，时光如梭，遥想着当年人们对它的膜顶崇拜，感叹着生命与信仰的顽强。望着那山、那庙心中久久不能忘怀，此庙的留存为了解研究本地域原始、古朴、率真的民风民俗，提供了直观的实体。具有一定的人文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