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保护的中国文化发展视角

2011年12月8~9日在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论坛暨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上，众多专家结合中国建筑文化的世界地位，建筑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及观点。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以“20世纪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题发表了演讲，在论及国内外关注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后，特别强调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更有当代建筑文化意义，他尤其指出中国现代城市化发展不可丢失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策略；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在发言中先引用列宁的话“纪念伟大节日，应注意尚未完成的任务上！”，他列举了当前在城市化建设上文化及历史信息遭破坏的现实，严肃批评国内诸城市要复建“古董”的做法，指出要从本质上理解“六中全会”的内涵，全面恢复已成历史遗迹的项目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种种建设行为，既然是“国耻纪念地”就不该再有“保护性破坏”行为，因为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更重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孙大章研究员认为：纪念梁思成就要学习他的精神，作为优秀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梁思成的建筑文化观始终围绕社会，普惠公众，所以在理解中国文化大发展时要有高度，要自觉将梁思成建筑思想与文化现象融合在一起，不可低层次的理解，文化大发展绝非是“文艺”大发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朱光亚教授说，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早已切入营造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的奠基者朱启钤先生及其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开始即包含着广博的人文类文化视野，它既关注有形的物质遗产，亦不舍弃无形的文化遗产；既立足于国家的遗产保护，又将这遗产纳入到中国文化与文化复兴的种种实践中。在2011年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路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诸先生既从高处着眼、细致入手的开放思维，缜密的研究路线和方略，对于当今开展有目的、专业化的文化建设同样意义深远。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中国建筑文化要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不仅源于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来自城市文化与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传承、发展东方之路的需求。因此，由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获得的文化启示正如两院院士吴良镛所言；“梁思成先生早在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就强调建筑文化，并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企盼，他本人不仅是旧文化的批判继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积极推动者。”所以，迎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不可能脱离建筑文化。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虽有些传统优秀建筑已纳入抢救和保护名录，但城市化的推土机仍在荡涤着它们，这里不仅有自然损坏及灾害损毁，维修过度乃至翻新错误外，更有地产开发拆毁、城中村改造拆毁、城市建设破坏拆毁的情况，突出表现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觉及文化保护意识。据卫星观测北京有四成文化遗产荡然无存，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539座受保护的四合院已拆掉200座。再从当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一系列作品看，6-7成的设计作品属模仿和“复制”。我一直在想，何以政府及学术界一再倡导“自主创新”，为什么设计界（含产品设计）就不真正响应呢？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青年学子仍旧认为设计只是西方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设计呢？今天的中国设计界本该因5000年文明而自豪，为什么缺少了文化自信，一定要让大批外国建筑师占据中国的城市“舞台”呢？单就建筑设计这方面看，宿命地被处于落后文化的国人，不应自卑自贱、自暴自弃，要在引进并借鉴西方设计师的文化时，干出中国建筑师文化的底气来。中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童寯、杨廷宝、贝聿铭等无疑令国人骄傲，早已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席之地。我以为这恰恰是中国建筑遗产要面向公众、普及社会大文化的真谛与意义所在。据此，我提议：

1． 要展示华夏文明的建筑发现与文化。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今的星空，我们要向那些怀抱梦想、不懈探索的中外文化先辈致敬，中国历史上的建筑大家如907年前李诫（？～1110）的《营造法式》，反映了11～12世纪中国工程图学的科学成就。宋代为我国古代工程制图发展的全盛期；从现在看来，李诫及其《营造法式》体现了建筑师和图学家的人文素质，反映了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必由之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在世界建筑史及科技史中的不朽地位更不该忘记；

2． 要培养中国建筑文化的公众修养。吴良镛教授从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上强调，中国有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但理论“富矿”尚待“发掘”和提炼，中国迄今还没有揭示出诚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设计理念的高度条理性、结构性、分析性和综合性。要相信并承认中国建筑文化对于世界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终将是大有作为的，对此傅熹年院士也强调，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采取在平面上展开的院落式布置，并形成世界上独特的建筑体系。据此要改变“记录”是工程的附属成果的观念，并建议使之纳入制度；

3． 要营造中国建筑文化传播体系。历史地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建筑著作如凤毛麟角：明代《园冶》虽属罕见的园林、建筑著作，还对建筑、绘画、文学都有一定借鉴意义，可毕竟不够充分；古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的研究整理以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的功力之“哲匠录”，都有中国古建筑奇巧富丽之赞语，可缺乏系统性，也难免挂一漏万。所以加大力度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抢救式研究、整体式测绘、图文并茂的系统化整理出版不失为一种必然的抉择；

4． 要拓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建筑文化即建筑与人的生存实践、生存经验及与自然的关系，寻找到可认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里不仅有建筑师与文博专家的文化守望，更有来自公众的建筑文化学习之企盼！要提高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大力推进观念创新、科学创新、展示方法创新、传播手段创新、保护和继承方式创新等；

5． 要赋予中国建筑文化的科学之思。文化地理学认为研究文化必须考虑文化的空间分布、空间结构及空间演化等问题；文化地理学它着眼于文化，尤其重视文化现象的扩散与变化；它从空间和时间的大侧面把握文化的动态特征，即历史及地理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何种文化扩散及传播方式，它都强化深入的传播模式即建筑文化遗产源地及传播区域；建筑文化遗产传播途径与终止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与国外建筑文化遗产的相互影响及演化形态等。翻阅2011年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史书”，作为践行者，我们在感动发展之快，倾听真挚声音之后，更竖起值得坚守的可贵精神。据此中国要培养一批独树一帜、有胆有识的建筑文化传承人（研究者、管理者、评论家、媒体人、出版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