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一点思考

2012年2月初，媒体发布了“为发挥资源优势，打造考古陕西新名片，今年陕西正在筹建中国第一座考古博物馆”的新闻。接着，在今年3月份的两会上，安家瑶委员的提案是“让国家对建立考古学博物馆进行立项”。一时间，“考古博物馆”成了文博界的热门词汇。考古学与博物馆从一开始诞生就是紧密相关的，1819年，丹麦国家博物馆的汤姆森为了便于陈列日益增多并且杂乱无章的藏品，依据武器和工具的制作材料划分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并以此为标准把藏品分成三组进行陈列，这可以说是从古物学到考古学的重要一步，可以说是博物馆的工作促使了成熟的考古学；而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发掘品也成了综合博物馆和历史类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考古学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资源，这为博物馆利用馆藏更好地发挥教育公众的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笔者认为我们国家是需要建立一座国家考古博物馆了。

首先，中国考古学需要一个宣传自身的窗口，树立考古学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从汤姆森三期说的诞生到现在，科学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将近200年的历程。中国的考古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从1926年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至今，中国的考古学也发展了80多年。然而，考古学对社会公众来说一直都很神秘，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考古就是挖宝，考古就是挖墓”，如何将正确、科学的考古学形象树立在公众心中便成了一个问题。考古工作者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将考古成果大众化，如何宣传考古学，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有的考古工作者尝试对传统的考古发掘报告编写体例进行了改变。贵州省考古研究所2000年在赫章县可乐乡发掘了一百多座战国至汉代地方少数民族墓葬，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者认为考古报告在确保学科规范的同时，是不是能够再采用一些其他方式，帮助更多读者去认识、了解这些古代遗迹和遗物呢？考古报告及时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对所获资料的忠实记录，也是向社会公布资料、公布考古工作者研究结果的基本方式（《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因此，报告在各基本编的后部，开设了《发掘者说》的章节，换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该编内容和关注点等加以概略讲述，为报告开启了一个面向普通读者的沟通之窗，让他们有机会从窗口得窥报告的基本面目，还可以走进报告，到报告中查寻更详细的信息。总之，考古学日益认识到宣传自身的重要性，也迫切需要一个合理有效的宣传窗口，考古人已经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形式多渠道地宣传考古学，而博物馆作为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教育机构，是个不可忽略的极好途径，遗址博物馆和考古公园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说明，国家考古博物馆将会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形象代言人”，向公众宣传科学的考古学。因此建立考古博物馆很有必要。

其次，博物馆事业需要新的博物馆形态来丰富博物馆大家庭。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类别多样化、举办主体多元化的博物馆体系。《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指出，要充分发展专题性博物馆和生态、社区、数字博物馆等新形态博物馆，使博物馆门类更加齐全，类型结构趋于合理。大力发展立足行业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考古博物馆可以理解为是关于考古学的专题性博物馆，它不仅仅是考古研究所库房的开放式展览，观众看到的不仅是静态的最后发掘出土的遗物，还可以看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工作、考古研究的动态过程，看到平常不为人知的考古学幕后的方方面面。其实，我国有些博物馆应该算作是考古博物馆的一种类型，只是其没有被冠以考古博物馆之名，如良渚博物院，有“发现·探寻”、“古文化·古城·古国”和“文明·形成”三个主体展厅，既展示了自1936年至2007年这七十多年间关于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发现，引导大众切身感受文博工作者艰辛的考古历程，重温那段发现、求真之旅，又展出了大量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精品，这应该说是一座关于某一个具体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博物馆。因此，需要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为博物馆增添一个新的形态，有利于促进博物馆多元化发展。

再次，社会公众也需要一个能更全面地了解考古的平台。2008年暑假，以山东大学考古系2007级同学为主体的“公众考古学”调查小组，分发调查问卷、走访相关媒体新闻报刊电视台、采访居民区、学校等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宣传活动。通过这次调研，他们发现，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程度正在提高；媒体引发的“考古热”推动了大众的关注程度。正是如此，如今公众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逐渐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想要了解考古，揭开考古的神秘面纱。2010年，“考古中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60周年百项重大考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60多处重要聚落遗址、都城遗址、佛寺遗址与大型墓葬等考古发掘出土的400多件珍贵文物亮相展览，其中70%以上为首次与公众见面，展览展出了60年来以一代考古大师夏鼐为代表的新中国前后四代数百位考古学家所获各种重要考古成果，堪称中国迄今举办规模最大的考古学专题展览。展览还全面展示了卫星定位系统、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遥感、探地雷达等现代科技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运用。观众不仅看到了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银器等精品文物，也了解到了目前的考古高科技等等，可谓大开眼界，观众直感慨原来考古人并不是一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考古还有这么多的先进工具，他们都非常享受这么一场考古盛宴。随后这个展览在中国内地进行巡展，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爱。总之，博物馆所举办的“考古发现展”、“考古成果展”等类似的与考古相关的展览都深受观众喜爱，这些展览正如考古和观众之间的一座桥梁，观众可以知道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以得知这些东西是怎么挖出来的，也可以了解到考古工作的幕后故事等等。

当然，建立国家考古博物馆或许也存在着一定困难，比如考古研究所的库房就成了考古博物馆的藏品库房，可能原来计划调拨给其他博物馆收藏的发掘品就都进了考古博物馆，这样一来，一些没有自主发掘能力的博物馆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藏品来源途径。然而，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可以解决的小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只是笔者的杞人忧天。

总之，国家考古博物馆将是中国考古学的宣言书，它会向公众宣告，中国考古学一路走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国家考古博物馆将是中国考古学的宣传队，它会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让公众逐渐认识考古、明白考古、理解考古；国家考古博物馆将是中国考古学的播种机，它会使积极支持考古事业、努力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在公众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考古博物馆在强调为公众服务的同时，也希望熏陶出对考古资源具有较高觉悟、鉴赏力和保护意识很强的公众，它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我国考古学科的积极发展，有助于建立我国考古学科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也能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如能建立，这应该是文博行业的一件幸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