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与“展示”概念的溯源与辨析
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6届大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城通过了《关于文化遗产地阐释与展示的宪章》，是目前ICOMOS唯一针对遗址阐释（Interpretation）与展示（Presentation）的官方文件。宪章将Interpretation与Presentation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并进行了详细定义：
阐释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这些可包含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共讲座、现场及场外设施、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对阐释过程本身的持续研究、培训和评估。
展示尤其指在文化遗产地通过对阐释信息的安排、直接的接触，以及展示设施等有计划地传播阐释内容。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传达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板、博物馆展览、精心设计的游览路线、讲座和参观讲解、多媒体应用和网站等。
阐释设施指专门用于阐释与展示，包括通过创新技术和现有技术进行的支持阐释的、在文化遗产地或与之相连的区域内的实物装置、设施和空间。
从上文字义上理解，阐释与展示的界线似乎含混不清，且展示与阐释设施在定义上十分雷同。究竟如何理解Interpretation与Presentation？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国际遗产阐释与展示相关的宪章、公约、决议、宣言及其他理论研究成果。
国际宪章、公约、决议、宣言中的
Interpretation和Presentation
展示（Presentation）的首次提出是在UNESCO1972年于巴黎举行的第十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第四条将遗产展示（Presentation）同遗产认定
（Identification）、保护（Protection）、保存（Conservation）、传承（Transmission）共同上升到国家责任的高度，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给与一定指导。
阐释（Interpretation）的首次提出是在ICOMOS1990年于洛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九届会议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宪章》第四条指出 “展示和资料信息应被看作是对当前知识状况的阐释即通俗解释，因此，必须经常予以修改。”在1999年澳大利亚古迹遗址理事会修订的《巴拉宪章》（< The Burra Charter>）第一条中,对阐释做出了较为简洁的定义——阐释是指展示某个遗产地文化价值的各种方式，包括对构件的处理（如维护、修复、重建)、遗产地的使用和活动以及说明性材料的使用。
在90年代之后的各类宪章、公约、决议、宣言中，Interpretation和Presentation时常并列使用，如ICOMOS1999年于墨西哥通过的《国际文化旅游宪章》。《宪章》在目标中提出鼓励出台详细的规划和政策来阐释（Interpretation）和展示（Presentation）地方文化遗产及地方文化活动。ICOMOS2008年于加拿大魁北克城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中，方法部分第四条指出文化线路要协调和整合基础设施、旅游活动、阐释（Interpretation）和展示（Presentation），并将遗产价值真实而完整的转达给游客。与《文化线路宪章》同时通过的《关于遗产地精神的魁北克宣言》中提出通过应用不同媒介、不同技术手段的阐释（Interpretation）和展示（Presentation）活动，保护并传承遗产地精神。
理论研究中的Interpretation
根据文献分析，目前国际尚无关于Presentation的研究方向。而Interpretation的研究始于环境解说或旅游解说，因此在学术领域，Interpretation作为专有名词通常被翻译为“解说”而非“阐释”。因此，下文将沿用惯例，将Interpretation译为“解说”。
195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人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1883-19820）撰写并出版了《解说我们的遗产》对解说（Interpretation）做了如下描述：数以千计的自然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们，在管理守护这些遗产的过程中，为了提供游客们所需要的服务，因此致力于揭露与“美善”和“惊奇”有关的事物，即彰显深藏在其所见所知背后的启示与精神意涵，这些工作便称为“解说”。他在其随后发表的论文《解说原则》中，明确定义了何为解说（Interpretation）：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旨在通过运用原始物体、亲身体验和直观的媒体来揭示含义和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传递事实信息。
1994年，美国的旅游解说学家约翰·A·维佛卡总结了其30年的遗产解说经验，撰写并出版了《旅游解说总体规划》，成为首部详细介绍解说方法体系及规划策略的专著，堪称遗产解说规划的教科书和技术手册。书中引用了加拿大解说学会在1976年所提出的关于解说（Interpretation）的定义：解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它通过公众（游客）对物体、人类创造物、景观、场地等的亲身体验，揭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内涵及其和我们的关系。
2005年，由英国遗产教育服务局推出了《遗产管理中的各类问题》系列丛书，其第四卷《遗产解说》记录了英格兰遗产委员会20年来关于遗产解说的理论和实践，积极探讨遗址与解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对于解说（Interpretation）做了如下定义：解说的工作定义是为一个场所的体验增加价值的过程。解说是促进其所管理遗址的教育潜力得到发挥的关键。解说是一种沟通过程，它的目标不只是简单的提供信息，也是鼓励他人做出回应。根据之前的定义，解说是一种向游客解说遗址重要性的艺术，其目的之一在传达保护的信息。解说应包括对于遗址、纪念地和场所的理解；解说基础流程的理解；以及我们在此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技术的理解；它同样也涉及我们对于受众和游客的理解。
200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遗产管理处发布了《遗产地和遗产解说指南》,其对解说（Interpretation）做了如下定义：解说指表现遗产价值的各种方式。解说需要综合遗产构造的处理、遗产的使用并需通过各种媒介，如活动、标志和印刷品等等。《指南》中还引用了其他关于解说（Interpretation）的描述：解说是一种确定或传递意义的活动（Bill Nethery 1995）；解说是一种建立理解的努力（Alderson）；很多人需要更多的信息来理解遗产的重要性，而解说便是提供信息的一种方式（Linda Young 1995）；解说是基于信息的揭示（Robyn Christie）；解说是一种沟通想法和感觉的方式，帮助人们丰富自己对于世界及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理解和感激（澳大利亚解说协会）；解说是对遗产地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价值的沟通（Geoff Ashley 2003）；解说是创造性地使用来源广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历史资料/场地/观念（Anne Martin 2003）；解说是揭示某一事物或场所的多层意义（秩名，1987）；解说就是讲关于人和遗产地故事的方式（Kylie Winkworth）。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Interpretation和Presentation均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从广义上讲，在UNESCO和ICOMOS发布的各类宪章、公约、决议、宣言（除《阐释与展示宪章》）中，Interpretation和Presentation基本同义，均可以理解为对遗产形态、价值以及遗产地精神的演示、解读和传播。不同的是随着时间推移，Interpretation和Presentation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其关注对象从单纯的遗址形态和价值拓展到遗产地精神，进而再到对公众参与的重视。而学术领域中关于Interpretation的定义和研究，除包括了上述内容及实现方法，其始终关注的重点在如何与人更好的互动，包括游客分类及心理分析、如何激发（Provocation）游客好奇心和求知欲，而非单纯的教导（Education）和传递信息。
从狭义上讲，根据2008年《阐释与展示宪章》中的定义，阐释（Interpretation）可以理解为遗产解说信息和方式的选择，即“解说的目标和方法”；展示（Presentation）可以理解为遗产解说媒介和手段的使用，即“解说目标和方法的技术支持”。在学术领域，“解说”（Interpretation）一词则涵盖了《宪章》中所谓阐释（Interpretation）和展示（Presentation）的全部内容，而解说系统规划（Interpretive SystemPlanning）在国外也已是一种业已发展成熟的规划体系，其在遗产解说、遗产地旅游开发及运营管理实践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在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尚以物质形态规划（Site Plans）为主导，忽略了物质建设之外的“软件”体系规划和建设，包括解说系统规划（Interpretive System Planning）、总体管理规划（ManagementPlanning）、实施计划（Implementation Plans）以及建设成果评估与反馈（Assessment& Feedback）的编制和执行。阐释（Interpretation）与展示（Presentation）概念的溯源和辨析，将有助于重新思考、组织和完善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体系，从而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更加科学合理。
最后，我们需要重温Tilden关于解说（Interpretation）的经典格言——“通过解说我们才得以了解；通过了解我们才懂得欣赏；通过欣赏我们才能加以保护”。恰切的遗产解说和完善的遗产解说系统规划将为唤起公众珍视历史、保护遗产的意识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换言之，遗产解说（阐释与展示）是保护遗产的重要手段，而保护也正是遗产解说（阐释与展示）的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