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古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几点认识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考古学科由原来的二级学科升级为历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我国考古学科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考古文博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鉴于国家对学科评估和资源投入是按照一级学科进行的，因此，这一决定对于我国考古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于考古文博人才的培养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古学升为一级学科之后，其下的二级学科如何划分？本科生专业如何设置？课程体系如何做相应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都是需要集思广益、深入讨论的问题。
学科具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学科指的是学科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是与知识相联系的一个学术概念。侠义的学科指的是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学科建设中的“学科”指的是后者。目前，我国的学科评估正是按照上述五个方面来进行的。学科建设的这些指标，与现代大学的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创新——基本是一致的。毋庸讳言，无论是学科建设中的五个指标，还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其中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其它各项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
要保证人才的培养质量，首先要拥有一批具有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的师资力量，而科研平台建设是培养与造就高水平师资的重要举措。作为“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我校在2002年就设立了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将考古学列为重点建设的学科，按照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模式加以建设，在建设资金和物理空间上予以重点支持，创办《东方考古》年刊，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关注学科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使青年教师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真正做到教学相长，保证了教学水平的提高。《东方考古》于2012年被列为CSSCI来源集刊，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块园地。今年五月，藉考古专业建立4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整合研究力量，成立起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一实体性科研机构，在师资建设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
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技能。考古学是主要以实物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实物资料的获取来自于田野调查和发掘，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实验室分析。考古学原本就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实验性。为了适应学科的这一特点，我们主张在本科生培养方面，课程设置应具有稳定性，也要具有前沿性。为此，近年来我们在课堂、田野、实验室“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的构建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宝贵经验。2010年我校考古专业入选教育部“国家级考古实验教学示范基地” 。实验教学是课堂教学和田野考古教学的延伸，目前我校的考古实验教学早已超越了先前单纯的文物修复的定位，而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石器分析等专门考古训练纳入其中。实验教学是建立在实验室分析与研究基础之上的，一般具有跨学科性质，这一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复合式人才具有重要作用。设有考古学专业的高校大多是综合性大学，具有一般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多学科融合优势，这一优势应该得到大力提倡与加强。不过，因为现阶段考古实验教学示范基地被列在文科实验室建设项目之中，目前都面临着投入不足的问题，与“三位一体”考古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要求相差很远，希望国家文物局从培养复合型人才角度予以一定支持。
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创新是大学的两个重要职能。一般情况下，大学的社会服务这一功能是通过其应用学科科技成果转化来实现的，文化传承创新则主要是通过人文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或思想及智慧对社会产生的指导性影响来体现。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考古学是为数不多的兼具有人文（基础）及应用两种功能的学科，它对于古代遗存文化价值的挖掘及传承是其人文的一面，而对于文化遗存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则赋予其应用学科的特质。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高校对于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落后于当前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有关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课程很少，专业的设置更是寥寥无几。一方面，国家对于遗产保护规划的人才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相关人才的储备和培养能力却十分有限。考古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之后，其作为应用学科的作用将加大，社会服务在考古学科建设中占有的比重也将相应增强。尤其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考古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将文物保护学、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学等应用学科纳入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乃顺理成章之事。我校刚刚成立的文化遗产研究院，将面向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古学、面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学和面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建筑规划学纳入其中，就是基于上述考虑而成立的。
在学科评估中，国际化水平所占比重大约只有10%-15%，相对而言权重并不高，但我认为，国际化建设恰恰是现阶段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考古学科在我国发展的早期历史、尤其是近20年来国际学术交流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高校担负着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任，但目前高校考古专业课程的设置中有关“外国考古学”的内容极少，各层次学位论文中关于外国考古学的选题更是寥若星辰。笔者认为，目前对于考古学一级学科之下二级学科的设计实际上是学科的顶层设计，须具有前瞻性，增加“外国考古学”实属必然。一方面，这是学科因应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因应国家需求方面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学等相关学科是国家“软实力”建设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力支撑。从学科自身发展而言，考古学本来就是随着西风东渐而出现的“舶来品”，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一度与国际学术界断绝了联系，虽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合作有所恢复，但现在的合作实际上是一边倒的局面，请进来了，但没有走出去。我校的考古学国际化建设发展较好，通过台湾“立青文教基金会”项目和国家外专局、教育部“111学科发展引智基地”项目建设，基本完成了学科国际化布局，教师中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数大幅提高，但离真正的学科国际化显然还有很大距离。要实现真正的“走出去”，必须发展外国考古学，了解国外学科发展动态，甚至于直接参与到国际考古学的实践中去，改变“关起门来过日子”的现状。目前，包括我校在内的少数高校开设了《外国考古学》课程，但也仅限于一般知识性的介绍，远远不能满足学科国际化建设的要求。二级学科的设置具有导向作用。目前，研究生招生方向基本是按照二、三级学科设立的。将其设立为二级学科，将有助于它的发展，也有利于学科的整体发展。
总之，考古学学科目前处在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存在的问题也需要予以正视。藉此学科调整与规划之际，立足于坚实的学科基础，着眼于当下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制定出符合实际需求与未来发展需要的学科规划，是学界及业内人士的共同心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方 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