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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史角度揭示曲阜的历史面纱

作者: 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文章来源: 点击数:
作者:文物旅游局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1-05-02

曲阜,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这里有多类文化之源。

广为人知的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所创立的以儒家群圣为代表的儒家之源了,作为占据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又为曲阜积淀了许多可称之为天下之最的文化符号和建筑符号,如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庙宇—孔庙、天下第一家—孔府、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孔林等等;还有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汉魏碑刻群,敢当中国金石之大者。

有比较为人所知的是鲁国的礼乐文化,即《左传》所谓“周礼尽在鲁矣”;还有“鲁壁藏书”等历史影响重大的文化符号。

不太为人所知的当为曲阜的史前文化,种种迹象表明,在人类起源、多元兴起、发展整合为华夏民族的过程中,传说的记忆符号也源于这片古老的土地,从人文初祖伏羲、炎帝、黄帝三皇,到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都与曲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无与伦比。包括已经发现的出土文化,这里从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算起,历经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至商、周、秦、汉文化一无或缺,这种连续传承、完整无缺的文化谱系,在全国来说,又是一项绝无仅有,更为曲阜的史前文明提供了客观佐证。

鲜为人知的还有不少,如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座房屋—大庭屋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台榭—牛首亭、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贸易市场—“日中古市”、西汉时期最著名的宫殿—灵光


殿等等。据说少康(杜康)发明酒之前,最早发现醇香就在空桑(也称穷桑,即曲阜)。还有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地域记忆—寿丘,等等。

在曲阜乃至全国,孔子占据了文化顶峰,儒家群圣占据了文化主体,在这一登峰造极的文化光环映照下,曲阜历史也就随着自两汉以来孔子地位的升高而越发儒光普照,在光辉耀眼的光芒中,那些原发史前文化、夏商文化、鲁国文化也就被淡化了。但是,无论历史怎么发展,无论人类对历史怎么解读和引导,客观历史的真实性总是有迹可寻的,同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可以辨析的,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解析历史,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考辩历史的科学方法。本文拟就运用这一方法,揭开曲阜的历史面纱。

一、大庭屋庐、大庭氏之库

大庭屋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建筑物,它始建于传说时代的太昊时期,太昊的“昊”字从日从天,谓日出光明之意,为东方“太阳”部族崇拜的领袖。故《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世称太昊。”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视为一人,后世便合二为一,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不难看出,太昊处于东方是无可置疑的。


刘道原《通监外纪》:“太昊命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这是大庭屋庐曾经存在的直接证据,如果《通监外纪》存疑的话,可以对比其他文献资料:《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孔颖达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暂且不论“大庭氏”属于太昊还是属于炎帝神农氏,起码能够说明:

第一,大庭氏为古天子之国名。已故历史学家、原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论证大庭意为太帝,太、大义同,庭、帝音转,太帝亦称大庭,大庭氏之国为文献中能够明确地域关系的第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氏族集团,《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孔疏引服虔说:“太昊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竹书纪年》也说属于太昊氏系统的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等等。记载太昊氏与龙有密切关系者,散见于先秦诸子的多种典籍。即使剔除五行神话的外壳,也不能不使人感悟到太昊伏羲氏确曾在东方建立过一个庞大的龙氏集团。这个龙氏集团就是所谓的大庭氏之国。先有太昊伏羲氏为都,后由炎帝号神农氏继之,证据可见《帝王世纪》:“神农又营曲阜。”《春秋历命序》:“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直接说明炎帝所都之地昔为太昊大庭氏之阪。“大庭”之名在曲阜传承已久,宋代所绘《鲁国之图》上,在曲阜东北有大庭乡与鲁国故城比邻。

第二,《通记》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并说:“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出生地而由皇帝钦赐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至于大庭氏之库在宋代时作何用途,暂时尚无资料可征,从《左传·昭公十八年》“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可知,这一建筑物至少延续了从春秋到宋代的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从文献资料的对比来看,大庭氏之库的前身应该是大庭屋庐,当为大庭氏之国的宫室或宫殿,因为此建筑为有史以来所见于记载的最早建筑,为纪念这一最早的“古天子之国”建筑发明创举,鲁国将其“作库”,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第一个建筑符号标记。诚然,这个建筑符号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实在太模糊了,大庭屋庐仅仅是一个建筑名字,大庭氏之库也仅仅知道一个高度“高二丈”,然而,它记述了中国最原始的建筑符号在曲阜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揭示出曲阜是我国原始文明记忆符号的承载区域。

二、牛首亭

《后汉书·郡国志》载:“鲁国,古奄国。有大庭氏库。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牛首亭”是纪念炎帝之迹。或为炎帝所创之台榭。

《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曰:“神农母曰女登,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面。”

“人身牛面”或“人身牛首”是中国传说历史中人神感应的神话之一,原始祖先们大都具有类似的虚应故事,这说明当历史迈进父系文明的初期,在相当一个时期保留着母系血缘的纽带,人们刚刚脱离“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文明时代,世界各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大抵都有人神感应的传说时代。因传说炎帝神农制耒耜,种五谷,始创农业,故以牛人合和来作为神话历史标示,此所谓“人身牛面”或“人身牛首”是也。故其所创之台榭以“牛首亭”称之。

《史记·索隐》载神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故号神农氏。”

《皇王世纪》载:“(炎帝)相土田燥湿肥硗,兴农桑之业,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

《白虎通》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宣之,故谓之神农。”

《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上记载神农炎帝的丰功伟绩,当然这业绩包含着或者说肯定体现了对原始先民们经过长期劳动探索做出的原始发明的人格化的因素,但这种人格化的结晶是通过一种记忆符号将先民们的足迹记录下来,而记录先民足迹人格化的符号,肯定有其承载能力和承载资格,这种记忆符号的着落点,往往隐含着一段神秘而真实可辨的历史。上述记载可以告诉我们如下信息:

一、神农为牛首人身,“为台榭而居”,曲阜能够承载此一信息的历史遗存是牛首亭。一是纪念炎帝本人,二是纪念炎帝所创之台榭。

二、神农是原始农业的发明人,清孔尚任修《阙里志》云:“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

三、神农是中国古代最早市场的开辟者,“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清孔尚任修《阙里志》云:“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曲阜城隍庙街南首坐南朝北有火神阁,正位为火神庙,庙下有石台,台上有火神塑像,台下东西向为衢相圃,正北经城隍庙街眺望城隍庙,火神阁下东、西、北三面各有亭门占据丁字路口中央,行人过往必须经过亭门。上载“日中古市”坊当为火神阁正面即城隍庙街上,曰“里许”者,当距火神阁很近。按:台榭,泛指建筑在台上的房屋,古代也指没有房间的庙堂,参以“炎神,炎帝也”、“炎帝氏以火纪,故为而火名”、“炎帝作钻燧生火”、“炎帝死而为灶”等记载来看,炎帝族团本来是一个崇拜“火”的部族。而且炎帝一名本身也正是火神。如是说,可以推论,火神阁本身就是祭祀炎帝的台榭,其前身大概就是汉代所谓的牛首亭。与其面对的“日中古市”,当为一组完整的炎帝遗迹。

四、除此之外,神农还是桑蚕养殖的发明人,“治其丝麻为之布帛”,治丝必有蚕,养蚕必有桑,曲阜自古以桑为名,或谓空桑、或为穷桑,《拾遗记》:“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子。” 《兖州府志·帝迹志》云:“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吕氏春秋》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及登为帝。”等等,均为曲阜之穷桑地。曲阜穷桑,位于宋代仙源县城北,寿丘(黄帝出生地)、少昊陵之后,宋代绘《鲁国之图》上亦标明穷桑之地。由此名可知曲阜古代确以植桑为名也。

总之,通过对牛首亭的解析,知炎帝神农始为曲阜历史之人物,功勋卓著,遂升为华夏始祖之标记。故谯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记》云:“曲阜,炎帝之墟,故鲁多神农之迹。”

三、鲁太庙

鲁太庙是鲁国的宗祖庙,与鲁国的故宫连体,其建筑规模已经无从查考,本文之所以特别辨析鲁太庙,是因为鲁国享有郊祭周文王等天子的礼仪。

鲁国商时为奄,据《竹书纪年》载,商第十八王南庚曾在曲阜建都。公元前11世纪,以奄国为代表的拥商势力,纠聚邻邦徐戎、淮夷,与管叔、蔡叔一起,趁周在东方立足未稳之际,拥戴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了叛乱,险些颠覆了西周新政权。周公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苦战,于成王三年(前1044年)镇压了叛乱。奄国敢与西周政权抗衡,说明其国力的强盛和丰富的人文基础。还因为它保持了完整的夏商文化底蕴而仍具有东方文明的核心地位。
  周公东征胜利后,将奄国国君流放于薄姑,建立了鲁国,鲁国与奄国疆域、国都等同。“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由周公长子伯禽赴鲁就国,鲁自周公始,至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被楚所灭,历三十四世800余年。鲁国在周初大分封时位列各诸侯国之首,受封待遇优厚,享有特权。《左传•定公四年》记伯禽替父“封于少昊之虚”,不仅“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即率领本宗族的大宗,集合其他小宗),而且还“将其类丑”、“因商奄之民”,即统领所属的奴隶“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其疆土广大,北及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包凫、峄诸山,加之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并分得了“大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即良弓),……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即赏赐周王室所拥有的辂车、龙旗、青铜器等最高级别的宝器,以及各种历史典籍,具备天子礼乐建制的人员和条件。成王十四年,“周公薨,成王赐鲁以天子之乐礼之,立太庙。”鲁国享有两大特权:一是以天子仪郊祭文王,以后稷配享;二是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在礼仪和规格上与周天子几近相同。《礼记•祭统》认为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鲁太庙也因此成为西周时期各诸侯国中规格最高的宗祖庙了。
  由于鲁国的礼乐完备,到了春秋时,鲁国文化达到领先各国的境地。它完整地保存了西周文化内涵,从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进步。《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因此可以说,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而周文化则是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两代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人文理念的提升。鲁国文化则是在吸纳夏商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周文化的全力打造而形成的。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鲁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加上当地重视农业的传统,二者较相适应,这样就奠定了传统宗法农业文明的基础,因此说,鲁文化在当时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它保障了鲁国姬姓贵族的政治文化特权,又使鲁文化走上了一条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轨道。
鲁国统治者继承了这份遗产,以礼乐治国相标榜。凸显了鲁文化尊民、崇礼、明德、喜乐、爱诗、重文、尚仁的文化特色。在周王室的权威衰微后,鲁国便成了当时礼乐文化的中心。春秋时期,仍有不少诸侯或特使适鲁观摩学习礼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来鲁观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奏了《周南》、《召南》等十五国《风》及《雅》、《颂》,还观看了舜、禹、夏、商、周各代的乐舞,倍加赞扬,叹为观止。《左传•昭公二年》载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来鲁“观书于太史氏”,见到《易》、《象》、《鲁春秋》,于此大发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生长在鲁国的孔子,能亲身感受到鲁国礼乐文化的氛围与精神,也叹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乐文哉!吾从周。”礼乐对于鲁国来说,不仅是文化文明的象征,还是一种“礼治”制度,它时时规约着国家政治生活,它更是一种礼乐精神,从历史的深层影响着鲁国的方方面面。也正是这种礼乐精神与东方仁爱习俗的相互融合,构成鲁文化的本质特征,并在礼仪秩序、仁爱诚信、重德保民、尊时重民等方面孕育滋养了儒家的基本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也受益于鲁太庙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所以才有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谦逊故事。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是周代确立的封建制宗法制分崩离析的时代。社会秩序空前混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激烈。孔子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势的催发下,为社会的未来和解决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方案。他对三代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总结、归纳,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孔子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察孔子思想内涵,既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有针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内容。因此可以说,孔子思想的诞生,是孔子对鲁文化发展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在孔子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将鲁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其实,关于鲁太庙建筑的具体信息,比起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来,显得并不特别重要了。《东野志》说文宪王庙“正殿五间,中祀周公,有遗像,以鲁公伯禽配享,以金人从祀。有欹器,从周公庙旧制也。” 这里所说的周公庙,与鲁太庙位置大致相合,然非旧制,原鲁太庙兼有二祭:以天子仪祭祀文王,以后稷配享;以天子礼乐祭祀周公。宋代建周公庙(文宪王庙)时,太庙遗迹尚存,许多文献指出“周公庙即鲁公太庙旧址。”

四、鲁灵光殿

汉代的曲阜,具有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仅从建筑史的角度就可见一斑。东汉辞赋家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

由此可知,鲁灵光殿由鲁恭王所建。这一建筑杰作与长安皇城的未央宫、建章殿齐名。东汉末年,长安的未央宫、建章殿皆毁于战乱,而鲁灵光殿仍岿然独存。按《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载:鲁恭王为景帝子。孝景二年(前155年)三月甲寅立为淮阳王,三年(前154年),景帝将淮阳王刘余封于鲁,是为鲁恭王,号鲁国,隶徐州,辖鲁、卞、汶阳、蕃、驺、薛六县,都于曲阜,28岁薨。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曾毁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并破孔宅“鲁壁”,得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鮒古文藏经(鲁壁藏书),由此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有此可示鲁国文化厚重之叹为观止,动一墙而引两千年之争者,大抵空前绝后矣!而恭王所建鲁灵光殿,至两汉尽灭遂成中国建筑之最,成为汉代建筑史上最光辉的记忆符号。

关于灵光殿的形状,《鲁灵光殿赋》云:“状若积石之锵锵,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岩岩而双立。高门拟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俯仰顾眄,东西周章。彤彩之饰,徒何为乎?浩浩涆涆,流离烂漫。皓壁皜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电烻。霞驳云蔚,若阴若阳。瀖濩磷乱,炜炜煌煌。隐阴夏以中处,霐寥窲以峥嵘。鸿爌炾以爣阆,飋萧条而清泠。动滴沥以成响,殷雷应其若惊。耳嘈嘈以失听,目矎矎而丧精。骈密石与琅玕,齐玉珰与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霭霭而晻暧。旋室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厢踟蹰以闲宴,东序重深而奥秘。”灵光殿有双层石阶,并有石栏环绕,殿以丹柱擎檐,门前左右各有“石阙”,灵光殿毁后,此阙成为地名标示,即孔氏居阙里,谓“阙”之里也。

关于灵光殿的结构“规矩应天,上宪觜陬。倔佹云起,嵚崟离搂。三间四表,八维九隅。万楹丛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悬,漂峣而枝拄。飞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腾凑。层栌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句。芝栭欑罗以戢□,枝牚杈枒而斜据。傍夭蟜以横出,互黝纠而搏负。下岪蔚以璀错,上崎嶬而重注。捷猎鳞集,支离分赴。纵横骆驿,各有所趣。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疏。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房紫菂,窋箢垂珠。云楶藻棁,龙桷雕镂。”由此可知,灵光殿为典型的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呈方形,每面三间四柱,内数九间,上为“悬栋结阿”,重檐九隅(脊角),有斗拱多层,斜梁鼎立,并有绘水天花板及各类雕刻装饰。

灵光殿上雕刻有多种飞禽走兽:“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奋衅而轩鬐。虬龙腾骧以蜿蟮,颔若动而躨跜。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蟉虬而绕榱。白鹿孑霓于欂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跧伏于柎侧,猿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以龂龂,却负载而蹲跠。齐首目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仡欺以雕,顤顟而睽睢,状若悲愁于危处,憯嚬蹙而含悴。”

室内雕梁画栋,并配以各类故事壁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灵光殿是主体建筑,其外围“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孽,缘云上征。中坐垂景,頫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可见景灵宫建筑群规模之宏大,难怪东汉王延寿感叹:“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

1941年,从地下出土的一块刻有文字的石刻,正面有浅浮雕璧纹,侧面阴刻:“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经考证是灵光殿的台阶石。由此石证实鲁灵光殿当建于鲁恭王六年,按恭王封鲁为元年,则灵光殿当建于公元前149年。“北陛石”作为曲阜所藏最早的西汉刻石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西汉的鲁国,在诸侯国中,显得尤为突出,受到了汉朝廷的格外关注,《文庙礼乐考》记载:“孔子殁二百二十有五年而汉兴。越十有二年,高祖过鲁,以太牢祀。”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击败英布叛乱后,来到孔夫子的家乡曲阜,亲率群臣,以太牢(整牛)大礼祭奠孔子,并封孔子九世孙孔鲋之弟孔腾为奉祀君。还于鲁南宫召见儒学诸生。申培公等鲁中儒师,皆以各弟子从师入见。其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曲阜则进一步得到朝廷的优渥。

东汉时期的鲁国依然得到朝廷的重视。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安帝刘祐四位皇帝,都曾亲临曲阜。诸王、公主、达官显宦、文人墨客亦频至鲁城,旌旗相望,辇毂载道,盛况空前。因此,曲阜所保存的东汉碑刻列全国之最。“礼器碑”、“乙瑛碑”、“孔宙碑”、“史晨碑”等东汉四大名碑全存于曲阜。

五、景灵宫

宋代的曲阜又进入一个光环有加的时期,除对孔子及其后裔一再加封外,沉睡了四千年的黄帝出生地遗址也被宋朝统治者重视起来。真宗妥协于燕辽以后,总想以华夏民族的文化优势震慑北方,故有儒释道三家并重之举,封泰山、尊孔子、容释家,潜心向道,数度“天书”之能事,梦见神人而尊黄帝为赵氏始祖,故于大中祥符五年召集群臣审定,下诏京城与曲阜寿丘各修建景灵宫,京城景灵宫奉祀黄帝及赵氏先皇诸“神仙”,曲阜景灵宫祭祀始祖黄帝及圣母。曲阜寿丘是黄帝出生地,因此真宗颁诏将曲阜更名仙源县,属袭庆府(后改兖州府)。

《宋书·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戊寅,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宋书·地理志》袭庆府下:“鲁郡,泰宁军节度;本兖州。大中祥符元年,升为大都督。政和八年,升为府。……仙源(县),中上。魏曲阜县。大中祥符五年改。”明代万历二十年刻本《兖州府志·沿革志》:“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按《宋书》为大中祥符五年,而非元年,《兖州府志》、《曲阜县志》谓元年,当为误。

京城的景灵宫因北宋改南宋而有重建,其规模宏大,可见《宋书·礼志·吉礼》:

景灵宫。创于大中祥符五年,圣祖临降,为宫以奉之。天圣元年,诏修宫之万寿殿以奉真宗,……元丰五年,始就宫作十一殿,……诸神御门置亲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累朝文武执政官、武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凡执政官除拜,赴官恭谢。其后南郊先诣宫行荐享礼,并如太庙仪。……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于重光殿。昭怀皇后神御殿成,诏名正殿曰柔仪,山殿曰灵娭。于是两宫合为前殿九,后殿八,山殿十六,阁一,钟楼一,碑楼四,经阁一,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斋宫廊庑,共为二千三百二十区。……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窃见元丰五年,神宗始广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汉之原庙也。自艰难以来,庶事草创,始建宗庙,而原庙神游犹寄永嘉。乃者权时之宜,四孟荐献,旋即便朝设位以享,未副广孝之意,乞命有司择爽垲之地,仿景灵宫旧规,随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还晬容,奉安新庙,庶几四孟躬行献礼,用副罔极之恩。”从之。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七夕设摩罗。帘幕岁时一易,岁用酌献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初本刘光世赐第,后以韩世忠第增筑之。天兴殿九楹,中殿七楹,后殿十有七楹,斋殿、进食殿皆备焉。

曲阜景灵宫由当时宰相王旦负责督建,《宋书·王旦传》:“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天禧初,进位太保,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其大致情况可见《曲阜县志·古迹》:“宋大中祥符元(应为五)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根据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灵宫记》石碑记载:“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应为母)曰圣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石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大碑四通,谚云:‘万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广二十三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三尺,阔半之,厚四尺,龟趺十有八尺。另二碑广二十有四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八尺,阔十有六尺,厚四尺,龟趺十有九尺,无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寿陵。”

寿丘改“寿陵”之称谓,因孔子名丘字仲尼,避孔子名讳而称之。现在寿丘遗址上,仍有上述中大碑两通,人称“万人愁”,通高17米多。元末景灵宫被废,改建仙源县城时,北城墙将景灵宫建筑群遗址割断。因“寿丘北三十步有亵丘,少昊葬所”之记载,明代“洪武三年,遣使访先代陵寝,仍命各行省具图以进。”曲阜县误将寿丘作少昊陵画图上报,“四年,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曲阜县怕追究欺君之罪,不敢再提寿丘之事,遂按朝廷之命,将寿丘并少昊陵一并单列院墙圈入,自此以后,寿丘就被误以为少昊陵了。那一千三百二十间殿堂的景灵宫,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遗址成为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记忆符号了。

曲阜明清建筑以孔庙最具代表性,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三大古建筑群,曲阜位次第二;曲阜孔庙大成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宋天贶殿并称东方三大殿,曲阜亦位次第二。另有孔林、孔府、颜庙、周公庙、尼山书院等多处古建筑群,因历史清晰,广为人知,故不再作铺陈与辨析。



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年。

马非百:《·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

《淮南子·汜论训》,中华书局,2009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

《论语·八佾》,三秦出版社,2007年。

《明史·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

《明史·礼志》,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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