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佛教文化遗存考察

曲阜是孔子和儒学的诞生地，历史上是受儒家文化浸染最深的地方，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宋达到全盛时期，全国各地崇佛盛行，制造了大批的石窟造像、壁画等，曲阜在这一时期也深受此风潮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石窟造像、经幢等佛教雕刻及建筑等。本文拟对曲阜地区的佛教文化遗存做一梳理，以达到保存资料及进行初步研究的目的。

保留至今的佛教遗存主要有石窟造像、经幢、寺庙等等。

第一类 石窟造像

一、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

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是曲阜地区现存的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佛教文化遗存，位于曲阜城南15公里的武家村村东的九龙山山麓。1986年，被公布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共有大小石佛洞龛6处。

第一龛位于最南部，西向，内刻卢舍那佛像，趺坐于须弥座上，两旁为阿难、迦叶及二菩萨，皆立于莲台之上。此龛上雕垂幕，龛高60厘米，宽60厘米。龛中佛头和二菩萨头、手均有残损，龛外左侧有题记一则，刻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年），记载像主宰（宋）五娘为亡父建造卢舍那佛之事。

第二龛雕菩萨立像1尊，高170厘米，袒胸露腹，头梳髻，璎珞满胸，长裙曳地，赤足立于仰莲石上，头后刻有火焰顶光，菩萨右臂微残，左手提一长颈瓶。龛左题记已不可辨，其下有宋代游人的题记一则：丘希仁李子向，政和二年（1112年）九月五日，孙□□同来闲饮于此。此龛高195厘米，宽110厘米，上部雕成塔顶形，下刻宝盖。

第三龛位于第二龛的左上角，龛高84厘米，宽60厘米。龛内雕菩萨一尊，趺坐于莲台座上，菩萨头部残毁，莲座束腰，中部两侧分刻二力士，龛左题记亦模糊不清。

第四龛在第三龛下，龛高60厘米，宽38厘米。龛内刻文殊菩萨乘坐在狮子之上。菩萨和狮子的头部均已残损，另在狮子旁边和菩萨身后各有力士一个。

第五龛位于第二龛右侧，与第四龛对称，龛高80厘米，宽46厘米。龛内刻普贤菩萨乘坐于白象之上，象踏莲花，象的前后各有一力士，其下并列三个小龛，分别刻有一坐佛、二立菩萨。

第六龛西向，位于第二龛的北部，佛龛上刻宝盖，宝盖装饰华丽，龛高240厘米，宽138厘米。龛内刻立佛一尊，佛高185厘米，头上刻髻，面部丰润，体态微胖，身披袈裟，腰中束带，右手外伸，左手下垂。头后部上方两侧各雕有一飞天。龛外右侧有题记一则，内容已不可识。

上述诸佛龛的上部，均凿有安插梁架的方孔和长槽，佛龛所在的山坡前，地面上有散落的砖瓦碎片，说明在当时的佛龛之外，应该还有木构建筑。

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刻于盛唐，造像形象逼真，丰腴舒展，人物形体轻柔多姿，保存基本完好，其造像佛龛的雕琢方式，如佛坛后凿背屏和顶光，龛前接建地上木构建筑等反映了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窟龛的发展演变过程。

二、西庄石佛

西庄石佛像为宋代石刻。1986年，由曲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曲阜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董庄乡大西庄西南小山顶的佛楼内，现属曲阜市董庄乡大西庄地界。

石佛像藏于大西庄西南小山山顶佛楼内，佛像为站立，长颈，五官简略，衣饰粗犷，造型简洁，雕刻拙朴。

佛楼上部四壁绘有壁画，壁画内容为山水人物，人物有农耕、渔猎、弈棋、童子等。南壁正中题杜甫诗二首。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落款为：南上村野人题。

石佛像保存基本完好，佛楼出现裂缝，并有多处漏洞。佛楼内壁画局部残缺。

三、阁山石雕菩萨

位于南辛镇大峪村北阁山，山顶有石屋一座，分上、下两层，上层供奉有玉皇泥塑像，下层实为三个石砌拱形门洞，每个门洞内供奉石雕菩萨1尊，共有3尊。石屋旁有尼姑居住的房屋。目前上层已塌落，玉皇泥塑像已毁，石雕菩萨的头部均已残失，尼姑居住的房屋也已无存。

四、石佛山石佛

位于石门山之西南的石佛山，山上有佛堂楼3间，内有石佛像，还有壁画、石碑等。现仅存石佛一尊，为宋代石刻，现佛像头部已残缺。

第二类 经幢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发现于小雪镇小雪村，现存于汉魏碑刻馆内，为六角石柱。高4米余，下有1.2米高的莲花式石座。建造年代不详。

经幢是指刻有经文之多角形石柱，又名石幢。形式有四角、六角或八角形。经幢一般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个部分组成，主体是幢身，刻经文、佛像等。唐代开始出现，五代、北宋，经幢发展达到高峰，数量更多，形制更繁。元代以后，经幢建造渐趋没落。经幢的由来，根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说：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幢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尘落在身上、彼诸众生所有罪孽，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是最常见的经幢之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佛教密宗名经之一，在唐代传入中国，由于皇帝的扶持以及佛经本身宣扬的法力广大、受持简便等众多政治、社会、宗教等的原因，很快在浩瀚的佛经中脱颖而出，成为唐代最流行的佛教经典，朝野上下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行为风靡一时。

二、东终吉石经幢

位于息陬乡东终吉村，通高1米，通宽0.6米，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基座宽1.2米，大部分埋入地下，露出地面部分高约20厘米。碑身为四方形，四面分别刻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菩萨像高60厘米，宽40厘米，均为阴刻，线条纤细秀丽，刀法圆熟，富流动感。在刻有观世音菩萨的碑面有“金代承安二年宣圣48代孙孔瞭立石”和“时康熙三年二月十一日重修”等落款。 金代承安二年为公元1197年。该碑由孔子的第48代孙孔瞭所立，也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佛教盛行的状况、流风所及，以致连孔子后裔也加入了尊崇佛教的队伍。据村民介绍，该碑原立于一庙宇中，庙宇毁于文革年间。

三、墁山石经幢

位于南辛镇墁山东村村南，原有元代石经幢28通。20世纪50年代，被用做当地一座桥梁的桥墩，现大都被泥土掩埋，已无法得到石经幢所刻的经文等内容。

第三类 寺庙及佛塔

一、石门寺

石门寺位于曲阜城北的石门山，1986年，由曲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曲阜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山原名龙门山，因两山对峙如石门，故名。石门寺建筑群始建年代不祥，根据寺中保留的碑文得知，宋元时有全真观，是峄山道场的下院，元至正十年重修。明景泰七年（1456年）重建为佛寺，更名玉泉寺，习称石门寺。后多次修葺，1937年大修。原有门、楼、殿、堂、阁、亭等各种古建筑70余间，民国时期，石门寺有出家僧人100多，香火旺盛，是山东省内规模较大的寺院之一。现仅存山门、佛殿、后楼、正房等28间，均为清代建筑。1993年文物部门对部分建筑进行了重修，并恢复了塑像，对外开放。

二、鎏金千佛铜塔

明代铸造，塔通高2.02米，塔高1.5米，直径0.45米。塔呈八角形，是标准的十三级浮屠（十三层）。系由塔顶、塔身和塔座三部分合成，缺少塔刹，不完整。塔顶镶嵌之珠原为鎏金铜珠，后配木制宝珠。塔身层层飞檐，檐上层脊挑角外伸，上饰龙头走兽，檐下饰以斗拱，每层每面各铸有凸出的坐佛五尊，最下层的前面开有门洞。洞上铸一坐佛，两边各铸一立佛，底层八角柱上饰行龙各一，下饰13尊坐佛。全塔共有705位佛，俗称千佛塔。塔座为楷木万寿莲花座，共分三层，意喻“连生三台”。
　　据孔府档案记载：圣府的公爷、太太或小姐每逢初一、十五或祭佛日就分别到香火院上香拜佛，祈求福星，事毕祭佛的焚表就存放在塔内。日军侵占曲阜时，曾把千佛塔从南塔庙偷走，准备偷运回国，当运至姚村火车站时，被当地人发现，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才派人把佛塔截了回来。当时的铜塔已被日军破坏成三段，铜质塔顶遗失，后来配制了木顶，现藏于孔府档案馆。
　　千佛塔造型优美，通体鎏金闪耀，铸造技术精湛，代表了明代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三、盛果寺

盛果寺位于鲁故城内，周公庙之北，今天的盛果寺居委会就是在盛果寺的旧址上建设的。《曲阜县志》记载：“盛果寺，唐玄宗时建”，元代杨奂《东游阙里记》载有：“周公庙，庙居孔庙东北三里……庙北双石梁井，石上绠痕有深指许者。百步得胜（盛）果寺，鲁故宫也。”清修《阙里志》载：“盛果寺在城东周公庙之北，旧有佛寺，今毁”。

可见，盛果寺建于唐代，经唐宋至元明，仍香火旺盛，清朝初年，已不复存在。由于盛果寺位于鲁城之内，距孔庙孔府甚近，虽未见史料记载，但从衍圣公府向来与佛教关系密切这点看，盛果寺与衍圣公府的关系肯定非比寻常。由于衍圣公府的儒家传承人的特殊身份，其与佛教的关系相对是忌讳的，因而史料及孔府档案未有记载，是可以理解的。

据盛果寺村民传说，圣府的公爷、太太、小姐等经常去盛果寺进香拜佛，应该是可信的。传说盛果寺规模较大，更胜过石门寺，这也应与圣府有关。

曲阜地区的佛教文化遗存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大部分被破坏殆尽，上述罗列的10处佛教遗存，大体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看见的佛教实物的全部。曲阜地区的佛教文化盛行于唐宋两代，大部分佛教造像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造像的内容以三世佛和诸菩萨为主。金元之时，经幢在曲阜地区大量出现，保留至今的墁山石经幢群有28通之多，体现了金元时期曲阜地区建造石经幢的盛况。明清时期，理学兴盛，大规模的佛教造像及石经幢建设已不复当年盛状，但此时佛教更从内涵上进入民间，浸润着士大夫及普通百姓的心灵。窥一斑而见全豹，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与大本营，见证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壮大及衰落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儒学与佛教在中国得到很好的相处与融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吐故纳新的能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与包容理念。这一层意思才是今天最值得我们追寻和思考的。